那么，央行或者其他政府机构究竟有没有办法说服人们借贷和消费呢？办法之一是提高家庭和企业决策者的信心。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政府官员总是对未来的经济前景大吹特吹。他们常常预测目前的经济繁荣会无限持续，只有在谈及过去的时候他们才舍得用“衰退”一词。虽然谁也不知道政府究竟能用什么政策让经济重新繁荣起来，但是只要人们相信政府会大力提振经济，公众的信心就可能恢复。而只要政府以任何形式威胁未来会提高税收，公众的信心就一定会受到打击。在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多次向公众承诺：只要经济情况好转，他就会立刻提高税率，以实现联邦预算的平衡。此举的初衷也许是为了让企业界相信他始终持有稳健保守的治国理念。然而，人们并没有把他的话当作一种承诺，反而将其视作一种威胁。保持预算平衡是一种美德，可低税负也是一种美德，在后者面前，前者无疑显得非常苍白无力。

在恐惧和谨慎当道之时，要想提高公众的借贷与消费意愿，还有一种直接得多的方式：政府可以率先借贷和消费。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创造更多超额准备金，如果政府把这些钱借走并且花在有价值的项目上，财政政策就能帮货币政策的忙（货币政策本身可能没什么效果）。财政政策试图影响宏观经济的表现。所谓“财政政策”就是与政府预算有关的政策。在这个语境下，该词的意思是利用政府预算把总消费量提高到政府认为的理想水平。

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财政预算干预倡导者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的姓氏“凯恩斯”恰好与“收获”（gains）一词押韵。凯恩斯生于1883年，卒于1946年，他的职业生涯丰富多彩，不仅当过投资者、编辑、教师、公务员，还是重建国际金融系统的设计师。但他之所以直到今天仍享有盛名，主要是因为在大萧条时期（1936年年初）出版了一本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的著作。人们一致认为，这本通常被简称为《通论》的著作写得晦涩混乱。该书出版以后，人们用数不清的论文和座谈会来讨论“通论究竟说了些什么”。可见人们认为该书传达的信息很重要，但没人清楚其核心信息究竟是什么。很快，人们认定凯恩斯政策是指用财政政策修正经济衰退的做法，凯恩斯本人将其称为“借贷支出”——政府举债并把借来的钱花出去。至于这种解读有多符合凯恩斯的原意则不得而知——至今人们仍在争论凯恩斯的原意究竟是什么。

虽然凯恩斯并不十分强调改变税率，但改变税率也属于财政政策。凯恩斯是这种政策的忠实拥护者。既然总消费取决于家庭和企业要向政府交多少税或者他们预期未来要交多少税，那么政府也许能够通过提高或降低税率来改变总体消费水平。这种方式不如“借贷支出”直接，其对总支出产生的净影响也相对较难预测。

在许多人看来，1940年到1944年的“财政实验”展示了财政政策的威力。由于家庭和企业的消费水平持续低迷，政府又未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此前经济萧条已经持续了整整1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政府不得不创造巨大的财政赤字。政府支出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税收的增长速度，美国经济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强势复苏。政府注入巨额支出以后，经济重归繁荣，虽然战后政府支出急剧下跌，但私营板块的支出立刻跟上。至少在凯恩斯主义者的叙事中，事情就是这样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