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表现参差不齐。表16-1展示了1960年到2011年间七个拉丁美洲国家人均GDP的变化百分比。参差不齐的记录安格斯·麦迪逊在《监测世界经济》（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一书中选取这七个国家作为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和之前的数据一样，表中的GDP是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实际GDP。

我们应该以特别谨慎的态度解读表中的数据。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参差不齐，这不仅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1929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是美国的63%，并且当时的阿根廷是世界上的富裕国家之一。可到了2011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30.7%。委内瑞拉的人均GDP在1960年到2011年之间几乎没有增长。巴西的人均GDP在20世纪70年代中快速增长，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出现下滑；1990年的人均GDP比1980年还低8%；2011年的人均GDP比1990年高43%。智利在这段时间中经历了两次经济革命，两次革命都对该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近年来，智利的经济增长速度似乎趋于稳定，1990年到2011年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4%。秘鲁的经济政策在这段时间中变化很大，有时称得上合理稳健，有时却只能用荒谬来形容。

在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剧烈变化不是例外，而是常态。因此，我们很难总结哪些因素促进了经济增长，哪些因素令经济无法增长。若想对拉丁美洲的经验进行归纳，也许最稳妥的结论就是“不稳定的政府无法建立法治”，而拉美国家的政府素以稳定性差而著名。

除了博茨瓦纳和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其他国家的经济表现只能用“悲惨”两字来形容。表16-2列出了七个非洲国家2011年的GDP数字。虽然埃塞俄比亚不属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但我们也列在表中。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不良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努力发展经济。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年来坦桑尼亚一直是经济发展专家看好的热点国家，该国收到的技术援助和经济援助也不少。然而所有这些努力似乎只取得了极小的成果，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坦桑尼亚的人均GDP在大部分时段中不仅不增长，反而在下降。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都不利于经济发展。这块大陆上的许多地方没有肥沃的土壤，或者降雨不足。湿热的气候叫人不愿动弹，一些只在热带流行的疾病（比如由采采蝇传播的昏睡症[4]）不仅让人身体虚弱，还导致牲畜死亡。雨季和旱季的河水流量相差极大，因为这些地方的河水主要来自雨水而不是山上融化的积雪，所以这些河流不能像欧洲的河流那样成为运送货物和人的渠道。非洲各国的国界在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时由欧洲列强人为划分的，因此各国境内的人口组成多样，容易出现不团结现象甚至爆发内战。如果任何环节可能出错，那么它就一定会出错。虽然非洲有时也会出现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段，但此时人口通常也发生爆炸性增长，因此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提高。整体看来，目前这个区域内的人均收入低于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水平。20世纪初，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南非除外）的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到了20世纪末，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善。

究竟怎样做才能让非洲国家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即使是乐观主义者（只要他还有一丝现实主义精神）也必须承认，目前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最令人悲观的是非洲的政治情况，在这里，诚实、稳定、有能力的政府不是常态，而是例外。就算外界能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提供良好的政策建议，它们也无法执行这些建议，因为它们要么忙于维护手中的权力，要么忙于镇压国内的叛乱，要么忙于抵抗邻国军事力量的入侵。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亚洲的经验使我们相信，政府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确实有效。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表现突出。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表现虽没有那么抢眼，但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内地也实现了令人敬佩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内地的表现尤其优异，在2007年到2011年之间，从其公布的数据看，其经济增长速度每年都超过9%。这样的现象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今日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脱离贫困的希望。然而，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是由该国政府制定的，我们不能指望各国政府制定政策时总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而不受阻碍经济增长的狭隘个人目标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