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的外部效应会导致许多社会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常见手段是协商。人与人之间会达成各种协议。有些人同意承担生产某种商品的成本，这是因为想要商品的人愿意给他们足够高的补偿，让他们觉得这样做值得。因为协商，行李搬运工不会抱怨飞机太吵，机修师不会抱怨机油弄脏了他们的衣服，你的狗的各种调皮捣乱的行为可能会让城市中的法制爱好者暴跳如雷，但是宠物托管所的老板却会愉快地接纳它。

“你们自己协商解决吧”——这是一条很合理的建议。协商通过交易令双方同时获益。因为人们的偏好、才能和其他情况千差万别，所以人与人之间常常能通过协商交换成本，让每个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让人们自行协商解决还有助于鼓励最了解情况的人互相合作。如果社会不要求人们互相协商，人们便会常常做出增加他人成本的决策。比如说，不想在餐馆里闻到烟味的人会要求立法机构全面禁止在餐馆中吸烟的行为，而不是向餐厅要一张无烟区的桌子。他们只要在空气中闻到一丝烟味便义愤填膺，却不提自己开车来餐馆造成了危险尾气的排放。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互相协商的方式千千万万。如果我们学会辨别这些方式，便会对协商这种能减少外部效应的社会程序产生更高的敬意。不喜欢城市里的噪声和灰尘的人选择搬去更偏僻的地方居住。厌恶城郊文化氛围的人选择搬去小镇居住。觉得乡村生活孤独无聊的人选择住在城市里。飞机场附近的房子非常便宜，于是因为耳朵不好而听不到噪声的人选择住在那里。游泳者不喜欢躲避冲浪板，而冲浪者喜欢和同伴扎堆，于是后者自愿与前者在不同水域中活动。喜欢下午睡觉的人花1.59美元买了一盒耳塞，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怕邻居家的青少年下午玩滑板了。并非每个人都对结果完全满意，但自愿交换确实降低了决策者对局外人造成的总成本。

然而，只有在充分界定产权的前提下协商才能有效地进行。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自愿交换，如果各方对“谁拥有什么”的问题不能达成一致，交换就不可能顺利发生。在某些情形下，阻碍人们达成双赢协议的唯一障碍就是模糊的产权界定。比如说，琼斯和布朗（我们在第2章中提过的两位家庭酿酒爱好者）对两家院子的边界有争议，争议地带有两英尺宽。两人都想在争议地带里种花，若不是因为琼斯想种百日菊而布朗想种矮牵牛，地界之争本来算不上什么大事。在解决地界争端之前，谁也不能种花，双方都只能接受一个较差的选择——让那块地长满杂草。假如他们能雇用一位勘测员前来调查，并最终证明那块有争议的土地属于琼斯，那块地上就能开花了。而且开出的花朵未必是百日菊！土地属于琼斯，所以琼斯有权决定花的品种，一旦双方明确这一点，布朗就可以出钱购买花朵品种的选择权。清晰的产权界定为协商提供了基础。也许布朗真的非常喜欢矮牵牛，为换取在边界上种矮牵牛的权利她愿意每年付给琼斯25美元。假设琼斯认为观赏矮牵牛并获得25美元比观赏百日菊但收不到钱更好，那块地上就会绽放矮牵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