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数量的证据显示，让政府自由裁量、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试图稳定经济事实上反而增加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不稳定性。有些人希望相信我们已经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能够通过总体需求管理缩小经济衰退的规模并提高物价的稳定性。这些人一定会对上述观点提出强烈反对，因为并没有决定性的证据支持上述观点。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稳定政策显然失败了，但是这一事实并不会损害总体需求管理的支持者的信心，他们认为政策失败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合适的人去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但是，在评估某种制度时，我们不应假设制度执行者都是天使。[7]政府政策由天使执掌的可能性很低，而被政客控制的可能性要高得多。进口关税政策、抗洪项目、高速公路建设和军事基地选址等决策都受政治环境影响，货币和财政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也是由同一套政治环境塑造出来的。

如果我们不让政府靠自由裁量决定财政和货币政策，另一种选择并不是不制定政策，而是要求政府严格根据公开规则制定政策。有时我们将后一种做法称为“自动”的或“非自由裁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然而事实上，遵守清晰阐释的公开规则绝对不是一种“自动”发生的行为，政府非常希望挣脱这些规则，面对强大的诱惑却选择继续遵守规则显然是政府自由裁量后的决策。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是自由裁量是否优于不自由裁量，而是事实上是否真有人能通过以下两种手段提高经济的整体稳定性：一是精心调节银行准备金或准备金要求；二是细致地规划政府预算，使其在盈余和赤字之间摇摆。反对总体需求管理的人认为，靠总体需求管理稳定经济事实上只会把经济搞得更不稳定，因为没有任何人具备足够的知识以及技术上和政治上的其他能力，总体需求管理永远不可能达到必要的操作精度。也许一头足够聪明的大象确实可以利用自己的体重稳住一艘风浪中的帆船，但它必须以完美的时机和精度移动自己的重心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假如大象没有那么高超的技术，船上的人恐怕还是更希望它安静地坐在船中央别动。

一些经济学家相信，在过去几十年中，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仅让经济衰退变得更严重了，还拉高了通货膨胀率。这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两项建议。在财政政策方面，他们认为政府的支出水平不应与任何经济稳定目标挂钩，在正常时段中税率应使政府预算保持平衡。在经济衰退期间，税收收入下降，因此政府预算会自动出现赤字。在经济繁荣或复苏时，税收收入上升，因此政府预算会自动出现盈余。这种赤字-盈余-赤字的周期会不断循环，发挥自动管理功能，缩小经济波动幅度，因为当净私人收入和支出异常增高时，政府会令其降低，而当这两项指标异常降低时，政府会令其升高。支持自动政策的经济学家认为，除以上政策以外，其他任何由政府自由裁量的政策行为都更可能加大（而不是减小）经济的不稳定性，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政府很难在正确的时机执行自由裁量政策；第二，私人决策者会试图预测政府政策，这些预测将在经济体中制造更多不确定性。

在货币政策方面，自由裁量需求管理的反对者也认为政府应该公布并遵守一套清晰的规则。他们认为，美联储应该让货币供给保持稳定——要么使其恒定不变，要么允许其按照一个确定、公开、不变、适中的速度增长（也许这个增长率应该等于实际产出的长期平均增长率）。在经济系统中，不仅存在自动财政稳定政策，也存在自动货币稳定政策。在经济扩张期，如果货币管理者不向银行系统注入更多准备金，最终利率必然上升，信贷分配标准必然变得更加严格，这些变化都会抑制经济的进一步扩张。而在经济衰退时，因为对信贷的需求下降，借贷条件会变得更宽松，这会激励一些潜在投资者进行投资。除此之外，政府不应进行额外的货币管理，因为与财政政策领域中的情况一样，其他管理更可能加大（而不是减小）经济的不稳定性——至少自由裁量需求管理的反对者持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