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财政政策而言还存在一重额外的困难。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国会已经无法有效控制联邦预算了；另一方面，人们却又相信联邦政府可以把预算当作一种稳定经济的政策工具。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实在带有一丝喜剧色彩。联邦政府的支出项目数目巨大、异常复杂，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全面地评估这些项目以决定年度拨款方式。因此，每年制定预算时政府都直接拿出前一年的预算，修修补补制成一份新的预算。任何支出项目一旦存在就几乎不可能被取消，因为项目受益人会组织一个知识渊博、极有决心的游说团队，誓要让这个支出项目存续下去。而国会山上的任何人都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兴趣去积累足够的证据，说明确有必要取消这个项目。

经济顾问委员会并没有控制财政政策的能力。要想改变政府支出或联邦税收，首先必须让众议院行动起来，然后需要通过参议院的批准，批准前后都要召开各种委员会会议，最终还得拿到总统的签名。这一整套过程一时半会儿根本完成不了，而我们此前已经说过，在总体需求管理领域中掌握好时机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就算国会立刻同意改变政府支出和联邦税收，并且快速议定了改变的具体数额，他们仍需决定究竟改变对哪些人的税收或改变哪些支出项目，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必然是复杂冗长的。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利益冲突，对于具体政策究竟会导致扩张性的效应还是收缩性的效应，也必然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理论。是给低收入人群减税好，还是对投资项目给予税收优惠好？哪种政策更能拉动就业？我们讨论的是长期效应还是短期效应？而且，一定会有一些国会议员认为如此重要的税收法案或支出法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取消资本增值税、改革福利系统、缩减联邦医疗保险开支、取消农业补贴，或者达成其他支持他们的选民关心的目标。

国会和总统越是着急，就越可能采取不那么合理的财政政策行为：在有能力、公正的旁观者看来，根本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些政策。如果一方急于通过法案，另一方手中的权力就变大了：后者可以威胁前者，如果前者不满足他们的诉求，他们就阻挠法案的通过。但是通过一项政策前应该充分商议、细致地评估各种选择、权衡政策可能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后果。等到这些事情做完，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也许已经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