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开头，我们讨论了群聚性错误在经济波动周期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并从这个角度分析了大萧条。那么，20世纪30年代之后最严重的经济下行——近年的“大衰退”又该怎么解释？在2008年的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中，实际GDP分别大约下降了5%和9%。接着在2009年的前两个季度中，经济继续收缩，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实际GDP大约分别下降8%和5%。此后经济虽然开始复苏，但恢复得相当缓慢。和大萧条时的情况一样，造成以上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利率操控和廉价信贷。但是，为什么此次经济繁荣和后续的萧条主要发生在房地产及相关产业中呢？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对经济体的各部分产生不均衡的影响。有些行业率先获得廉价信贷，利率变化后有些行业的反应比其他行业更大，有的行业得到的好处比其他行业更多。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提过这样一个主题：游戏规则非常重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游戏规则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目的在于将廉价信贷导入民用房地产业。为什么这一轮经济繁荣发生在房地产行业中？此次危机的根源（至少部分）在于这轮规则改变。这轮规则改变包括但不限于：1995年政府对《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进行了重要的修订。《社区再投资法案》希望帮助低收入人群、少数族裔和住在贫困社区里的善良百姓圆买房梦，还要求银行向面临危机的小企业提供更多信贷。这些出发点都是很好、很真诚的。但是肯定其出发点以后，我们再来看其达成目的的具体手段。该法案并不是通过自愿说服的方式完成以上目标，因为政府官员并不能建议银行实施新的举措。《社区再投资法案》动用了政府的力量，强迫私营商业银行从超额准备金中拿出相当一部分用于帮助面临危机的人群。然而该法案规定的一系列规则、管制和流程都比较模糊，不管是银行管理人员还是政府机构本身都无法清晰地解读、遵守和监控这些规则。

银行业中本来存在一些经过时间检验的操作程序，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借款人的收入和净资产进行严格确认和细致分析。然而，信贷审批人员突然面临一种奇怪的激励机制——他们可以忽略上述程序以满足《社区再投资法案》的要求。可他们为什么突然放弃了有用的传统程序？是什么因素促使这种现象出现？答案是：一来银行家们发现，这样做可以帮他们避免违反《社区再投资法案》导致的罚款、罚金和处罚；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只要快速搞定这类针对低收入人群的“次级”贷款，商业银行就可以把剩余的可贷资金（大部分超额准备金）借给他们的主要客户——这部分业务利润更丰厚，其市场也具有相当高的竞争性。

这里再次出现了既可悲又讽刺的情况：人们的行为产生了意外之果。弱势人群能借到零首付的房贷——在银行业较稳健的过去，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此前，银行业的经验法则是中等收入的借款者应支付20%的首付，如今这些人要交的首付远远低于这个比例，他们自然很愉快地接受了这种优惠。金融机构提供可调利率抵押贷款（adjustable rate mortgages）和其他延后支付大额尾款的贷款，中低收入人群因此可以买得起他们从前根本负担不起的高价房。当时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扩大了全国的货币供给，且毫不避讳地表示此举是为了拉高美国的GDP并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达成上述目标的具体做法是购入巨额债券（以影响联邦基金利率）。2001年的联邦基金利率是6%，由于上述公开市场操作，仅仅两年之后，2003年的联邦资金利率已经下降到了1%。当然，所有信贷种类的银行贷款利率也跟着下降，各行各业都掀起了如野火般扩散的借贷热潮。

《旧屋翻新》（Flip This House）和其他类似的所谓“真人秀”节目及资讯型广告鼓励人们（借低首付甚至零首付的按揭贷款）购买状况不佳的低价房屋，然后在几个月内卖出（即所谓的“翻新”），在市场上大赚一笔。每一集的主角都是快乐又成功的普通人，人人都能在电视机上看到他们的故事。此时，不可持续的房地产繁荣已经把美国经济推入了“咬下、咀嚼”期，下一步的“噎住”期已经不可避免。

美联储的官员认识到，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经造成了房地产泡沫。于是他们突然转变政策方向，在公开市场上大量抛售债券，此举减少了货币供应，将联邦基金利率从2003年的1%拉高至2006年的5.25%。本·伯南克取代格林斯潘成为新一任的美联储主席。各种利率全面上浮。

美联储和美国政府采用了新的游戏规则，这就像是在一条路上同时亮起太多绿灯。一方面，政府如此激烈地操纵利率从而间接影响房地产价格；另一方面，银行业的借贷审批标准松懈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上怎么可能发生可持续的计划协作呢？美联储操纵利率和价格信号，政府抱着良好的愿望操纵银行系统的激励机制，剩下的部分则由投资机构、一揽子房屋抵押贷款做市商、律师和投资银行家共同完成。在若干年间，此举鼓励数百万人带着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可贷资金欢天喜地地投身这场游戏。政府在所有的路口都亮起了绿灯！

许多人认为此次经济繁荣是去管制政策和自由市场的结果，但另一些人（比如本书的作者）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当然，这个问题的细节十分复杂，但我们倾向于认为，原因主要在于政府官员的干预。十分遗憾的是，这种干预让私营板块的各色人等（不管是贪婪之徒还是谨慎之人）干出了一些极端愚蠢的事情。很清楚的是，美国经济被噎住了——泡沫破裂，房地产价格跳水。到2008年时，家庭消费者无力偿还的贷款总额已经接近甚至超过5000亿美元，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经纪人、按揭担保人和金融保险公司手中因此有了一大堆失去流动性、无法转卖的资产。

当然，之所以会发生2008年的金融灾难，是因为所有参与者的决策共同导致了意外之果。这些人包括：追逐美国梦的善良家庭，为他们加油助威的商业分析师，电视节目制作人，想追求利润、规避风险的商业放款人和商业担保人，为套利而发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和衍生产品的券商，经济学家，官员，甚至政府最高层的当权者。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此次危机的根源或成因，但它们确实都与这场危机脱不了干系。

近年来，为了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美联储试图再次扩大货币供给从而降低利率，如今这种做法被称为“量化宽松”。（当然，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说过，为避免扩大货币供给造成通货膨胀并再次导致泡沫，美联储开始对银行准备金支付利息，也就是说美联储正在同时进行两种结果相反的操作。）另有一些政策制定者希望用纳税人的钱为银行家、券商、证券经纪人和其他市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提供企业福利援助。长期看来，这种做法难道不会导致“道德风险”吗？自由市场本应对企业实施极为严苛的预算限制，然而如今企业高管却从政府那里舒服地领取价值数千亿美元的援助资金，这显然“软化”或“松动”了企业面临的限制。更多的廉价信贷和金融限制的放松。这种情况难道不会鼓励企业高管（或者下一代的高管）采取更为愚蠢的冒险行为吗？毕竟，即使他们冒险失败，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官员以及其他政府机构也有可能再次介入，承担企业的损失。

面对本次危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建议进行了干预，对财政政策进行了过度积极的调整。2009年，美国出台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人们通常称之为《刺激法案》。该法案批准了7870亿美元的新政府开支，目的是修正经济收缩现象。支持者称，这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就会有更多坏事发生（尤其是失业率会大幅升高）。然而，在《刺激法案》出台后的几年中，美国的失业率不仅提高了，而且比政府预测的不做刺激干预情况下的失业率还要高！如何花这笔钱？把这笔钱花在哪里？2009年1月，总统和国会就以上问题进行了辩论。我们不仅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甚至更加不清楚我们即将去哪里或者应该去哪里。人们发现，几乎任何能花钱的项目都可以从这笔巨大的政府支出中申请资金，因此政府内部和外部的许多组织都看准了这个机会，试图从中分一杯羹。当然，每一位参议员和代表都面临这样的激励机制：既然要向外发钱，就一定得保证钱能发到对自己有利的人手中。因此，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笔刺激资金的实际去向，就会发现这笔巨款流向了各种各样的地方，包括低收入人群的住房资助项目，然而这类项目恰恰是此次危机的成因。

简而言之，政府行为破坏了修正过程，这一方面是为了减小不可避免的经济衰退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是为了向组织程度很高的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美联储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财政赤字飞涨，国家债务也跟着增长。本次危机持续了很长时间，复苏过程也十分缓慢。如果政府不进行错误的干预，这些不幸的现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