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当游戏规则变化时，人们面临的激励机制也会变化。在完全禁酒的郡县，法律禁止成年人酿酒和售酒，甚至连饮酒都可能违法。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禁酒区的人不酿啤酒和葡萄酒，而是私酿高度数的烈酒进行分销？是因为普通饮酒者觉得烈酒比啤酒更好喝吗？在咆哮的20年代[5]，啤酒和葡萄酒的产量锐减，但朗姆酒、威士忌和私酿杜松子酒却不难买到。当时酒精中毒的死亡率比现在高得多。在芝加哥街头，烈酒的制造商和分销商经常发生野蛮的暴力冲突，而今天却不再有这种情况。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感兴趣的人不仅包括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刑事司法学者，也包括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可以从其他领域的学者那里得到一些启发，但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本身也能提供解答这些问题的独特视角。在本段的开头，我们提到激励机制和游戏规则，这两个词已经泄露了解题的关键切入点。请记住这两个词以及供给和需求的概念，下面让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禁酒令并没有完全摧毁供给和需求过程，而只是将上述过程定为非法过程。人们通过地下市场过程协调自己的活动。禁酒令实施前，酒类的生产过程由许多独立、合法的酿酒商掌握；禁酒令实施后，一些势力很大的犯罪分子控制了酒类的生产、分销和零售。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看，禁酒令主要影响酒精饮料的供给弹性。禁令实施前，公开的酒类市场十分繁荣，只要酒类价格出现小幅变化，生产量或供应量就会随之变化。但禁令实施后酒类的生产量和供应量对价格不再那么敏感。供给弹性下降，因为非法生产和分销酒精饮料的风险提高了。而酒类的需求曲线在禁令实施前后变化不大，人们仍然愿意去地下酒吧或其他酒精供应场所饮酒作乐。因此，酒类价格飙升，愿意承担高风险违法酿酒的人有了十分可观的获利机会。

人们追求自己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不是一个评价性的词，而是一个分析性的词，其作用是合理解释已知的事实。酒类的生产和分销变成非法地下活动后，在犯罪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的人成了行业中的佼佼者。在这个充满竞争的过程中，好人被淘汰，留下的都是坏人。成功的私酒贩子不仅必须了解如何违反法律，如何既要团结朋友，更要团结敌人，还必须明白该暴力威胁谁、贿赂谁、信任谁、提防谁。他不仅得决定派谁记账、派谁宣传、派谁销售，还得决定派谁去威胁、殴打、谋杀碍事的人。他会根据其他人的比较优势选择最合适的事业伙伴。

不仅如此，私酒贩子显然还必须知道自己该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啤酒还是威士忌？生产葡萄酒还是杜松子酒？酒类生产会向烈性酒严重倾斜。如果运一车啤酒和运一车威士忌被抓的概率相当，那么试图优化的犯罪分子自然更愿意运威士忌，因为威士忌的黑市价格比啤酒高得多。因此，在禁酒令实施期间，危险的高度烈酒哪儿都买得到，低度数的酒精饮料却很少见，结果酒精中毒的死亡率在这段时间中高得离谱。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看，这并没有任何值得奇怪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当年的禁酒运动和今天的禁毒运动放在一起比较。两者并无本质区别。等等——把这句话划掉。如今的情况更加糟糕。没人会把古柯叶[6]一卡车一卡车地运进美国，运可卡因粉末会高效得多。针对目前的禁毒运动（这场运动每年耗资200亿美元），毒贩生产出了纯度更高、更危险的霹雳可卡因[7]。至于黑市上究竟流行什么样的毒品，我们只能靠想象了。目前的禁毒法律不能完全废止毒品的供给和需求。和所有禁止危险化学品的法律一样，这些法律产生了意外之果：更强效、利润更高的产品代替了从前那些较温和、利润较低的产品。如今毒品业已经是一个价值4000亿美元的产业了！当然，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投入更多资金与毒品做斗争。禁酒之战在许多年前已经结束，而禁毒之战却仍在不断升级——只是很少有人（甚至没有任何人）敢说这场战争总体来说取得了胜利。这并不是市场的失灵。相反，即使在非法领域中，市场仍表现出惊人的顽强。这只能说是政府的失灵，因为政府没能有效执行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