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国家因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而面临诸多困难，这类困难很难靠人力改变。但是可以靠人力改变的因素也很多，比如法治、政府官员的能力水平和诚信程度、人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国际贸易投资的开放程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这些因素。亚洲经济增长的成因那么各国政府的表现究竟如何？让我们看看韩国的情况。从1960年到2011年，韩国的GDP（以2000年的美元价值衡量）增长超过28倍，年平均增长率超过7.3%。以2000年的美元价值衡量，韩国的人均 GDP 从1960年的1154美元上升到了2011年的16684美元，年平均增长率接近5.4%。韩国究竟如何在这段时间中从贫困国家发展为富裕国家？

韩国政府和韩国民众显然充分重视教育，包括对女性的教育。目前，女性劳动者占韩国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韩国对世界经济开放，并且高效地利用了外国投资者注入的资金。韩国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中的国际贸易繁荣期，重点生产出口商品，并以此购买经济发展所需的其他商品。在1960年时，谁能想到20年后韩国生产的汽车竟能与西欧和北美生产的汽车争夺销售份额？

有些国家的政府较少干预经济，把分配资源的任务交给市场去完成，但韩国显然不是这样一个国家。韩国的政府官员与工业领袖联合，在关键时间点对资源的投入和特定产业的发展进行干预。但是，政府仍然允许供需关系产生相对价格信号，即使是政府官员也定期关注这种信号，以保证经济发展总体服从比较优势的指导。政府支出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因此韩国经济没有受到物价快速上涨导致的不确定性的影响。韩国人民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储蓄率，提高了可用于国内投资的资源供给。

韩国人普遍尊重法治，但对法治没有宗教式的狂热。腐败问题是存在的。不仅是低级的政府官员，就连级别最高的政府官员也有因受贿和照顾特殊经济利益集团而被定罪的。由于政治联盟的存在，政府出台过对某些地区给予特殊照顾的武断政策。但是这种滥用权力的现象受到了批评，位高权重的公职人员因此被起诉和定罪，这体现了韩国的法治。在大部分情况下，游戏规则充分公开，执行状况良好，因此人们做经济决策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既要承担错误决策的成本，也会收获正确决策的收益。

在这段时间中，不管从经济增长速度看还是从总体经济政策看，日本和中国台湾的情况都与韩国相似。民众受教育程度高，愿意勤劳工作和储蓄，社会在稳定的游戏规则的框架内运作，人们根据价格系统的信号做决策，地区经济对世界经济开放，经济不受过量政府支出或高通货膨胀的危害——满足这些条件的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成果快速发展经济，大大缩小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间的差距。事实上，日本不仅缩小了这个差距，而且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1960年，日本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35%，而2011年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美国的95%。

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表现远远比不上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1960年，印度的人均GDP[以2000年的美元价值衡量，经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是606美元。2006年，印度的人均GDP只是增长到了2122美元，大约是46年前韩国人均GDP的1.56倍。1960年时，印度的人均GDP是韩国的64%，而到了2006年，印度的人均GDP不到韩国的11%。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人口增长：在1960年到2006年之间，印度人口增长超过了155%，而韩国人口仅增长了94%。但是，印度人均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近年来，印度经历了几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它的邻国——超级人口大国中国也一样）。从2007年到2011年，印度的人均GDP增长超过30%。为什么此前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比不上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战争和战争准备都会极大拖累经济增长的速度，在那个时期中，印度不仅面临国内冲突，还与邻国（巴基斯坦和中国）有冲突。但是，在同一时段中，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军事准备方面花掉的钱也不是小数目。因此，我们也许应该从印度政府的政策中寻找问题的答案。

在经济增长缓慢的几十年中，印度政府极不愿意把分配资源的任务交给市场价格，却特别喜欢把权力交到政府官员手中。经济无法增长。在这个时段中，价格被政府严重扭曲。政府以保护穷人为名压低某些商品的价格，但这样做并不总能达到政府希望达到的效果。也许你还记得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说过，政府可以压低商品的价格，却不能借此降低商品的稀缺程度。限价更可能打击生产者的生产意愿，使商品变得更加稀缺。此外，虽然政府号称限价是为了保护穷人的利益，但是价格压下去以后，穷人也未必能够获得这些商品。既然政府不允许买方在价格方面展开竞争，买方就会转去其他方面展开竞争。在价格方面没有竞争力的穷人通常在其他方面也不具备竞争力。

除此之外，印度政府还忽视市场价格发出的信号，从而导致价格扭曲。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联的中央调控模式美名在外（但后来的情况显示，这不过是一种虚名）。在这种诱惑下，印度的政府领袖也采用了苏联模式，结果导致了大量的浪费（表现为本来可以实现却未能实现的经济增长），因为投资流向了错误的项目，事后证明这些项目产生的收入还不够收回成本。虽然印度经济中也有一些板块因不受政府重视而没有受到中央调控的影响，但是在印度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得到政府官员的批准，过度管制系统性地打击了企业家的创业意愿。大部分经济决策都得拿到政府的许可证才能实施，而颁发和撤回许可证的流程都十分随意，主要看相关政府官员愿不愿意。在这样一个经济系统中，法治根本不存在。政府的随意裁量是法治的对立面，对企业经营活动伤害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