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增长有多重要？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是否真的会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有时，人们还会以另一种方式问这个问题：“金钱能买到幸福吗？”但后一种问法具有误导性。

（a）为什么后一种问法具有误导性？

（b）几乎所有人的行为都说明一个规律：人们相信，如果能够提高收入，他们就会生活得更好，因为收入提高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取得更多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几乎可以说“不管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但这句话也不完全正确。）但是人们“想要更多”的欲望与其他人拥有哪些东西有多大联系？假设在一个社会中，我获得了更多，同时所有其他人也获得了更多，那么“获得更多”能给我带来多大的满足？“获得更多”的边际收益会超过边际成本吗？

（c）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欲望和满足感不仅与其他人拥有什么有关，还与我们自己习惯拥有什么有关。对一个非常饥饿的人来说，一点点没味道的食物就可能给他带去极大的满足感。从鳕鱼升级到大虾或者从加工奶酪升级到布里奶酪带来的边际满足感与从每天吃一碗饭升级到每天吃两碗饭带来的边际满足感一样高吗？显然，后一种升级的边际成本要低得多。

（d）就算我们对不同国家的人均GDP做国际调整，使之互相可比，人均GDP是否能够合理衡量生活幸福程度？提高GDP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成本和心理成本，在计算GDP时我们是否充分地考虑了这些成本？

（e）提高人均GDP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GDP，二是减少人口。如果人均GDP的提高意味着社会成员的生活变得更好了，那么每多生一个孩子就会让社会的平均幸福程度降低一点。可孩子的父母通常会这样想问题吗？毕竟，多生一个孩子其实并不怎么影响其他人，只有父母的人均收入显著下降了。

（f）有些人支持零经济增长，他们主要担忧经济增长会给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经济增长一定会降低环境质量吗？

（g）GDP的提高使许多从前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了。但是，究竟哪些事情变得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前的GDP处于什么水平。在埃塞俄比亚和孟加拉国，GDP的提高使数百万人能够获得充分的营养，还使数百万人能够接受牙科治疗，帮他们避免严重的疼痛或者让他们直到老年还能保有牙齿。如果在未来35年中美国的人均GDP能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那么35年后美国的GDP就能翻一倍，这会让美国人享受到哪些从前不可能的东西？［在今天的世界上，经济增长仍有很高的价值。如果某些读者强烈怀疑经济增长的价值，我们强烈推荐他们阅读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的《资本主义革命：关于繁荣、平等和自由的50个命题》（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Fifty Propositions about Prosperity, Equality, and Liberty, NY: Basic Books, 1986）。彼得·伯格是一位社会学家，对经济学和文化有广泛研究。这本书会加深对经济增长价值的某些怀疑，但是因阅读本书而克服的怀疑可能会比因此增加的怀疑更多。］

2.欧洲及欧洲的延伸区域取得的经济增长是否以亚非拉美的贫穷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支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会指出以下事实：过去，欧洲国家曾用军事力量征服国力较弱的国家，有时甚至强行与这些国家建立不平等的贸易关系。而反对者指出：目前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有许多国家直到最近才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有时西方国家还给贫困国家带去了资源，帮助后者启动了经济增长。哪些证据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有争议的问题？

3.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拉丁美洲国家，你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4.课文数次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或者根据统治者的意愿进行统治。

（a）民主制度是否促进法治？

（b）在1950年到1990年之间，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经济增长速度极高。但是在这段时间中，这四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民主程度并不特别高。法治更容易在哪种社会中实现：是高度民主的社会，还是具有一定威权特性的政府的社会？

5.有些人呼吁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向贫困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你是否赞同这种做法？

（a）你能提出哪些赞同这种做法的论据？

（b）你能提出哪些反对这种做法的论据？

6.当富裕国家和国际组织向贫困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时，这种援助应该是无条件的吗？或者援助方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援助资金的使用吗？

7.课文认为与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提供的援助相比，私营投资对贫困国家更加有利，并给出了两条原因。第一条原因是：向贫困国家注入私营投资时通常也同时提供技术援助。第二条原因是：私营投资者更重视他们投入的资金能否产生利润，因此较少会去补贴那些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项目。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贫穷国家而言，由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的援助比私营投资更有利。你能否想出一些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

8.有些贫穷国家的文化反对妇女进入劳动力大军，有时甚至仅允许妇女接受极为有限的教育。

（a）可能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的组织是否应该要求受援助国改变上述政策，并将其定为提供援助的条件？

（b）有人认为援助方提出这种条件属于无理干涉别国的内政和文化（甚至宗教）。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1]本章的论述主要以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收集的大量数据及分析为基础。这些数据和分析发表于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发展中心1995年出版的《监测世界经济（1820—1922年）》（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22）。在情况允许时，我们尽量对1995年后的数据进行更新。但是，在这里我们希望再次强调使用总量数据时必须格外谨慎小心（这个要点首次出现于第13章的延伸思考部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源在于政治与经济系统的结构组成，总量数据最多只能对其进行不准确的估计，因此使用总量数据时必须抱谨慎与怀疑的态度。——作者注

[2]199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案例显示用这种方式发放援助效果很好。见大卫·多拉尔（David Dollar）及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合著的《评估援助：哪些做法有效，哪些做法无效，以及为什么》（Assessing Aid: What Works, What Doesn’t, and Why）。——作者注

[3]见格沃特尼、劳森及布洛克的《世界经济自由（1975—1995年）》（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1975–1995, Washington, DC: The Cato Institute, 1996）。更新数据见以下网址：www.freetheworld.com。除了他们公布的经济自由指数以外，美国传统基金会也与《华尔街日报》合作发布年度经济自由指数，透明国际则发布衡量各国腐败程度的数据。投资者判断在世界不同地区投资的风险因素时常常参考后一项指数。经济学家在研究中也使用这些指数，以更好地理解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私有产权、合同自由及法治等制度的重要性）。——作者注

[4]昏睡症：学名为“非洲人类锥虫病”，一种寄生虫病。——译者注

[5]近年来，美国和匈牙利之间的购买力差距已经显著缩小。如果你对2006年的情况做完全相同的计算，就会发现以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匈牙利的人均GDP从6111美元上升到了15709美元，上升幅度高达157%！——作者注

[6]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之间的依存关系不是本书的议题，但以下两本经典著作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且作者都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一本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另一本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此外还有两个涉及这个问题的实证追踪来源，分别是：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发布的经济自由指数（the Economic Freedom Index）和《华尔街日报》及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the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作者注

[7]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 1932—1998）研究了“执政时间长短对政客经济政策决策的影响（包括民主社会中的情况和非民主社会中的情况）”以及上述效应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政策。在所有当代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中，他在该领域中的研究最为深入。参见他的著作《权力与繁荣》（Power and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