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我们可以假设议员投票时掌握了充分的信息，我们是否可以假设他们的选票一定符合公共利益？民选代表投票时是否有偏向性？上述问题还可以换一种问法：民选代表掌握的信息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投票，但他们是否一定会那样投票？经济理论假设人们的行为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有时，议员的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一致。但如何保证两者一致是政治制度设计领域的主要议题。我们必须诘问当前的政治制度是否能让民选代表的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保持一致，而不是简单地假设两者显然一致。大部分民选官员都追求连任，这是一种常见的、健康的政治愿望，因此下面的分析主要研究议员的一种自身利益——追求连任。追求连任的愿望能否促使民选官员在投票和采取其他行动时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首先我们研究追求连任的愿望如何限制民选官员规划未来的时间范围。民选官员不会关注过于遥远的未来，因为他们没有资本这么做。官员必须让选民在下次选举前看到施政结果，否则他们就会丢掉现在的职位，被竞选承诺更吸引人的政客取代。由于政府只关注短期结果，所以他们很难有效地处理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问题。假如某人现在拿不到1000美元就活不到明年，那么对他来说现在借1000美元、一年后偿还2000美元是值得的。我们会在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中解释这一点。但上述结论对所有政策都成立。民选官员做决策时会给下次选举以后才发生的成本打一个极大的折扣，还会想方设法地在下次选举前获得尽量多的收益。因此，官员虽然十分了解特定政策的结果，并在这方面拥有远超常人的知识，但追求连任的愿望使他们无法充分利用这些知识。

在上一段中，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议员能掌握充分的信息。最后两条原因是：许多人很愿意为议员提供相关信息；议员的选票受公众监督，他们必须说清自己投票的理由。但即便充分的信息告诉议员应该怎样投票，他们也未必会那样投票。这一现象同样可以用以上两条原因解释。问题在于最有动力为议员提供信息（即游说）且最有动力对议员问责的人往往集中在特殊利益群体中。政治过程中的正外部效应使得上述情况几乎无法避免。最能说清这种情况的例子是：有时联邦政府会向地方政府拨款以支持地方政府推进本地项目，但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拨款，这些本地项目根本就不会开工。项目不能开工是因为其预期收益低于成本。既然这种项目连收益-成本测试都通不过，为什么联邦政府要补贴这些项目，保证其完工？

假设目前“大都会”市还没有轻轨系统，该市正在对修建轻轨系统的可行性进行评估。市政府雇用了交通工程师、土木工程师、人口统计学家、城市规划专家、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来估算修建轻轨项目的金钱成本和该系统能为市内及城郊居民带来的金钱收益。假设专家组判定：以适当折现率折算后，轻轨系统的直接建设成本是未来总收益的两倍（这里的收益已经包括了所有有形收益和无形收益，所有很可能会出现的收益和不太可能出现的收益，所有真实收益和想象中的收益）。这一结论本应直接给项目判死刑。但现实情况是项目很可能仍能继续推进。大量本地特殊利益群体希望市政府修建轻轨系统：首先是建筑业的所有从业人员，然后是从小迷恋火车、长大也未能摆脱这一执念的人群，接着是过度热爱本市、一心要把本市建设成像纽约和芝加哥那样的国际大都市并且相信国际大都市必须拥有轻轨系统的人。轻轨的建设能拉动本市的经济增长，尤其是能促进广告业的繁荣，因此“大都会”市的各大主流报纸几乎一定会支持这一光辉伟大的项目。站在支持者队伍最末尾的是本地的政客（但他们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市政府官员、郡政府官员以及该区域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代表都希望为本地争取大笔资金从而赢得民众的关注和好感。

于是，本地政客前往华盛顿特区运作，他们希望联邦政府的拨款能支付轻轨建设成本的60%，这样该项目就会得到本地选民的支持。但是这个项目连收益-成本测试都通不过，美国的纳税人凭什么要支付60%的成本？因为大部分纳税人不会关注这个项目的情况！虽然洛杉矶的纳税人和美国其他地方的纳税人都得为“大都会”市的这个毫无价值的项目买单，但是每个人只不过多付几美元，这不足以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因此，“大都会”市的议员可以说服洛杉矶市和加州其他城市的议员给轻轨项目投赞成票，他们之间达成了一项隐形的共识：未来如果洛杉矶市需要修建这种价值为负数的项目，“大都会”市的议员也愿意投赞成票。这个系统能给本地政客带来巨大的利益，因为最关心轻轨建设项目的群体是建筑业人士、铁路爱好者、一心要把本市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的人群以及“大都会”市的各大报社，这些人会密切关注本地政客的行动并对他们的连任予以慷慨支持。议员最关注关注公共事务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