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试图通过一些概念从我们日常面对的周遭世界中找出规律，从而理解这个世界。这些概念包括需求、机会成本、边际效益、比较优势以及企业经营活动的利润与亏损。企业主管、工匠、工程师、出版商、官员、律师以及其他实际操作者了解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细节，经济学家则对这些细节知之甚少。尽管如此，我们经济学家确实知道一些事情。

经济学家明白事物如何组合在一起发挥功能，因此我们也明白事物如何因组合失灵而分崩离析。经济学中的概念帮助我们更好地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中提取规律，帮助我们更一致、更连贯地思考和分析各类复杂的社会互动：从日常的高速公路交通问题，到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

实践证明，经济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负面的”知识，且主要适用于非个人化的交易。在家庭内部和某些其他小团体内部，人们足够互相了解，因此能够以个人关系为基础展开合作，也许你已经发现，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对更好地理解这类合作关系贡献相对较小。互不相识的人也能相互合作，且能以非凡的效率一起工作，经济学主要解释这类合作如何发生。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你可能还发现本书更加强调“我们不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我们应该做什么”，但这些负面的结论十分重要。经济学说的这一性质十分负面，但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曾用这样一句话为此辩护：“导致大部分损失的不是无知，而是对错误的事情深信不疑。”

太多人认为自己“知道”如何解决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他们把经济领域看得很简单。他们认为：所有意图都能被轻松实现，所以我们未能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仅仅是因为缺乏良好的意图。因此，这些人常常看不上经济学家。他们说经济学家“仅仅是一帮理论家”，说经济学家不仅毫无必要地将事情复杂化，还常常质疑他人的良好意图。事实上，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曾在1831年撰文反击这种外行的指控，这篇文章不仅为经济学辩护，还为所有社会科学辩护。在这篇名为《时代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的文章中，密尔写道：

每一位业余人士都以为自己的意见和其他人的意见一样好。比如说，有的人从来没有系统性地学过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却抱着最可鄙的无知和愚蠢，认为自己有权以无边无际的自信发表最粗陋的意见，有权非难那些刻苦钻研这些学问的专业人士。他们还认为自己不能传播这些意见是受了苛待。任何一个有眼睛、有耳朵的人都应该能够判断事实是否真的如此。系统研究过那些领域的人反倒成了没资格发言的人——“他是个理论家”。“理论家”一词本应用于表彰人类智慧的最高追求，结果居然成了一个用来嘲讽别人的词。

社会行为的后果远远超过人们可以轻易预测或预见的范围。毫无疑问，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只是一套理论，但是这套理论赋予我们“洞察力”，帮助我们预见和解释社会行为的意外之果。比如说，如果美国限制纺织品进口，那么至少在短期内国内纺织工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确实会因此受到保护，利益会集中流向目标群体。以上事实都很清楚。但是，如果缺乏经济学的训练，就无法看到限制进口的另一重后果：这么做会提高纺织品的价格，减少美国的出口机会，从总体上妨碍人们通过追求比较优势获利。因此，其他美国人损失的收入比纺织工人获得的收入更多，限制进口的成本被分摊给了无数纺织业以外的人。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很容易看出房租管控能降低租客必须付给房东的租金。但是，禁止以货币价格区分房客以后，新的区分标准就会取而代之，租客必须付出其他形式的成本，此外房租管控还会对出租房的供给产生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在支持房租管控的人中，有多少人能意识到以上问题？政府的救助措施能帮助一些人，却会给其他人带去成本——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理解这个道理。但是许多人完全没有认识到，如果政府帮企业承担损失，企业管理者未来就可能搞出更大的损失，要求更高额的救助。面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许多好心的普通人因缺乏必要的概念工具而无法跳出框框以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