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总体产出确实会发生剧烈波动，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波动？在1978年的第二季度中实际GDP的年化增长率达到了9%，而在1980年的第二季度中实际GDP以9.5%的年化率下降，接着在1981年的第一季度中，实际GDP的年化增长率再次达到9%，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衡量总体物价水平的最全面的指标——GDP平减指数为什么自1970年以来每年都在上升？其上升速度为什么每年变化如此巨大？
以上问题的答案是：为什么不可以出现这些现象？变化和随机是社会的特点。战争的冲击、新的科技发现、革命和自然灾害都会影响产出和物价。产出和物价的波动不需要解释，如果它们稳定不变才需要解释。只要我们好好看看数据就会发现几乎所有我们说得上名字的商品的产量和价格都随时间不断波动。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认为总体产出和总体物价水平应该保持稳定？
上述答案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单一商品（比如农产品、汽车、个人电脑、电影票）的产量和价格大幅变化相对容易理解，但总体产出和总体货币价格大幅波动却不那么容易理解。虽然单一商品的需求和供给确实会因各种变化和随机因素而改变，但是根据“大数定律”，这些改变理应互相抵消。为什么大数定律没有让实际GDP的增长率和物价水平变得更加稳定？
部分原因在于经济系统会传播“病毒”。某一经济领域中出现正面或负面冲击后，冲击会传播到与之相关联的领域中。比如说，某个月天气特别冷、雪特别多，结果这个月的汽车销量下降，汽车装配厂因此开始降低产量、解雇员工，接着专门生产钢板的钢铁厂接到的订货量变少了，为汽车装配厂的工人提供餐食的企业生意也变差了，最终钢铁厂、零售企业都开始裁员，这种涟漪效应还会进一步扩大。
较小的初始扰动可以通过经济系统传播，最终造成很大的总体效应。为了描述这种现象的机制，经济学家已经发明了一系列的模型和比喻。其中许多模型认为经济系统靠某种循环流动机制把微小事件放大为萧条-繁荣的经济周期现象，经济周期被视作靠市场协调的经济系统的特征至少已有200年的历史。由于每个人的支出都会成为其他人的收入，而人们的收入又反过来决定他们愿意花多少钱，因此一旦人们决定稍微多花或少花一点钱（起因也许只是公众对未来的信心稍微变化了那么一丁点儿）就会产生螺旋效应。
国家收入和国家产出的统计方式提醒我们注意：可用于购买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总收入永远等于购买这些商品的总支出。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真理——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许多人一直怀有一种奇怪的恐惧：他们担心总产出可能过快增长，而总需求的增速没法跟上，于是经济系统会因过度生产而崩溃。上面这条真理驳斥了这种看法。总收入的增长速度永远会和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完全一致，因为收入和产出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同一现象的结果。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总收入一定等于总产出。但同时我们也承认总需求并不一定等于总产出。如果人们决定不把所有收入都用于消费会怎么样？要是人们决定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总需求不就低于总产出了吗？但总需求可以低于总产出。难道这种情况不会导致过度生产，最终令经济崩溃？
以上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人们究竟用储蓄起来的收入做什么。除了极少数的守财奴和其他怪人以外（因为数量太少，这些特例并不重要），人们总是把储蓄起来的收入用于投资。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这种观点。人们不会把储蓄起来的收入塞在床垫下面或者放在饼干罐子里，他们会把这些收入存入银行。如果不愿意购买资本商品，他们就用这些收入购置某种形式的金融资产（比如债券、股票、存款）。因此，这些人把自己的收入转交给了其他人，让后者用这些钱来购买资本商品。亚当·斯密非常简洁地说明了这个道理：“通常每年储蓄的就是每年花费的，而且花费与储蓄几乎同时发生：只不过是由另一些人去花费。”
亚当·斯密认为，只要有“比较安全”的投资渠道，人们就一定会把储蓄用于投资。假如有人选择储蓄却不把所有储蓄用于投资，那此人一定是“彻底疯了”（“彻底疯了”是他的原话）。因此，他认为对过度生产或消费不足的担忧完全是杞人忧天。亚当·斯密及其19世纪中的大部分追随者认为，如果有人担心总需求不足，只能说明这个人根本没有理解经济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他们认为过度生产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挑战是提高产量，向人们供应更多生活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政府对经济系统的职责不是刺激需求而是保持适当的激励机制，达到后一个目标的主要方式是保证产权。只要政府做到这一点，提高生活水平的自然欲望就会促使人们生产、储蓄、投资，总产出就会不断上升。消费—需求侧不需要政府操心和干预。
然而，大萧条的来临彻底杀死了这种乐观的信念。对于许多政客和知识分子而言，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证明总体需求有时显然“需要政府操心和干预”。新的经济理论应运而生，政府政策也开始关心总体需求的管理和培养。这些经济理论兴盛了很多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情况暴露出它们也有一些更加严重的缺陷。通常，科学知识总是不断推进，对事物的理解总是不断加深，而经济学领域的情况却反常地违背了上述规律。和他们的前辈相比，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对总体波动的产生原因和解决方法反而更加不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