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正确地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改变总体消费水平——这一点没有人怀疑。但是这样做能否减小整体波动？能否防止经济衰退或降低其严重程度？能否阻止货币购买力变化或缩小其变化幅度？这些问题是许多疑虑的出发点。

总体需求管理能否有效地稳定经济，时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但事实证明在以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干预经济时，掌握好时机是一个极难达成的目标，原因有以下几点。我们现在在哪里？首先，在变化发生的当下，我们无法知道总体需求究竟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这一点要到很久以后才能看清。我们将会去哪里？经济体并不是一辆车，没有一个速度计告诉我们它目前跑得有多快。只有在一个季度结束时，我们才知道本季度的GDP表现如何。就算到了季度末，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字也只是一个很初步的估计，再过一个月或更长时间以后才会有更精确的数据，到时经济分析局会对GDP数字做大幅修改。

更糟糕的是，就算我们精确知道自己目前的位置，这一信息也远远不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定者还必须知道“我们将会去哪里”，因为今天采取行动是为了提高或降低未来的总体需求。经济稳定政策必然基于对未来的预期，但是短期经济预期不仅谈不上是一种精确的科学，甚至算不上是一门像样的技艺。

尤其麻烦的是，我们无法预测实施某项货币或财政政策以后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效果。[4]学者试图估计这个时间差的长度，但研究结果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接着他们又勤奋研究，试图找出不同时间差的分布情况，结果也无法达成可行的共识。在行动和效果之间有多大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的变化方式甚至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在试图衡量一种没有标准长度的东西。有人认为从货币和财政政策实施到产生效果的时长并不是一个常数，我们也不可能衡量这个时间差并以其为决策基础。毕竟，这个时间差取决于家庭和个人对自己不确定的未来有何看法。政府行为虽然能在一些方面减少不确定性，却又在另一些方面增加了不确定性；政府行为显然不能让人们立刻开始充满信心地规划未来。任何政府政策对总支出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影响都是一个分布，这个分布受以下所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的操作程序，企业的支付行为，家庭和企业认为持有这种财产好还是持有那种财产好，国际货币交易，甚至人们为预测政府行为的效应而做出的努力。这些因素都会不断变化。如果我们预测这些变化的能力提高了，这些因素就更会发生改变！为进行预测，我们必须假设自己掌握了一些信息，但是预测本身便会改变我们掌握的信息，因此预测行为本身就会使预测结果变得不准确。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确定地知道股票市场未来一年中的价格变化情况，那么实际价格变化就会与我们“确切知道”的情况不同。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必须面对这样的悖论。对未来的预测会改变未来，因为人们的行动创造未来，而人们在采取行动前首先会读取其他人对未来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