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奥地利（今捷克）布尔诺圣托马斯修道院内，一位奇怪的修道士正在园子里劳作。他头戴大礼帽，脑袋看起来比平常人大一号。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短裤长靴，稍微显胖，走起路来晃晃荡荡，很有个性。他的脚下是一片豌豆田，这是他最大的嗜好——种豌豆。

为了种豌豆，这个奇怪的修道士在修道院的后面专门开垦了这片田地。每天他都对豌豆小心呵护，使用木棍、树枝和绳子把蔓延的豆苗支撑起来，维持“直立姿势”。按理说，种豌豆是为了收成，需要蝴蝶和甲虫来授粉。但这个怪人竟然驱赶了蝴蝶和甲虫，亲自去给豌豆授粉。

虽然信徒们对这个怪人的行为很不理解，但其他的修道士却对他十分尊敬，评价道：透过金丝边眼镜，他的眼神好像凝视着这个世界。

这个奇怪的修道士，便是著名的科学家和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

其实，早在孟德尔出现前的数千年时间，人类便已经利用“遗传学”育种。新石器时期，人类学会驯养动物和栽培植物，在之后漫长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改良动植物品种的方法。2000年前，西班牙学者科卢梅拉在《论农作物》中对嫁接技术进行了描述。1500年前，中国农学家贾思勰也在《齐民要术》中记录了关于动植物育种的内容。

近代科学启蒙后，科学开始尝试解释生物的遗传和进化机制。18世纪，拉马克以用进废退解释遗传现象，认为生物的某个器官如果经常使用，就会变得越来越发达。依据这个理论，他对长颈鹿的进化解释道：长期食用高处的食物，长颈鹿的脖子便进化得越来越长了。

19世纪，达尔文否定了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经过大量化石分析，他认为生物的遗传因子是随机变异的，通过自然选择淘汰弱者来实现进化。但面对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达尔文依旧保留了用进废退的解释，例如他认为鼹鼠的眼睛退化，是在无光的环境下长期适应而造成的。

1868年，为了完善进化论，晚年的达尔文曾进行大量育种实验，提出了泛生论。他认为动植物细胞含有一种“泛子”，能收集信息并遗传给下一代。当环境变得不同，泛子就会发生改变，从而让遗传性状发生改变。虽然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初中生就能指出达尔文浅显的错误，但在19世纪末，达尔文的泛生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达尔文发表泛生论前年，孟德尔便提出了自己的遗传定律。但因为他的论文《植物杂交实验》涉及大量数学推理，并没有被当时的科学家真正读懂，乃至于被判断成一篇没有多少价值的普通育种论文。

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就此被埋没，这一埋没就埋没了他整整的一生。虽然活在孤独中，但孟德尔始终坚信，他的时代迟早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