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第一军团到底去了哪里，一直是东西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三巨头”之一克拉苏率领大军东征安息(今伊朗东北)，在卡尔莱(今叙利亚的帕提亚)遭到安息军队的围歼，统帅克拉苏被俘斩首，一度所向无敌的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所率的第一军团约6000余人拼死突围。33年后，罗马帝国与安息在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之后，终于化干戈为玉帛，签订了和约，双方开始相互遣返战争俘虏。当罗马帝国要求遣返在卡尔莱战争中被俘的官兵时，安息国当局否认其事。罗马人惊奇地发现，当年突围的古罗马第一军团6000余人神秘地失踪了。第一军团的消失成了罗马史上的一桩悬案，而这桩悬案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中西方史学界。
甘肃省永昌县焦家庄乡楼庄子村六队的者来寨本是个不为人知的小村落，近年来却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热切关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提出，者来寨是古骊轩城遗址，而骊轩城则是西汉安置古罗马战俘之城。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在众多学者中，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关意权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
单于手下一支很奇特的雇佣军引起了西汉将士的注意。
关意权在阅读中国史籍《汉书·陈汤传》时发现：公元前36年，西汉王朝的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4万将士西征匈奴于郅支城(前苏联的江布尔城)……
征战途中，西汉将士注意到单于手下一支很奇特的雇佣军，他们以步兵百余人组成“夹门鱼鳞阵”，土城外设置“重木城”。而这种用圆形盾牌组成鱼鳞阵的进攻阵式，和在土城外修重木城的防御手段，正是当年罗马军队所独有的作战手段。
当年陈汤等人看到的这支奇特的队伍是不是就是17年前失踪的古罗马第一军团的残部?
关教授从史书上查到，郅支城之战，汉军大获全胜，斩首1518人，活捉145人，受降1000余人。甘延寿、陈汤等将这些战俘带回中国。
与此同时，西汉河西地区的版图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名为“骊轩”的县，同时还修建了骊轩城堡。这两大事件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关联。
通过研究史籍，关教授注意到《后汉书》的一条记载：“汉初设骊轩县，取国名为县。”“骊轩”正是当时中国人对罗马的称谓。既然是“取国名为县”，那么，这个新出现的县肯定是为了安置罗马人而设置的。
那么，骊轩古城具体坐落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有找到这座古城的遗址，才能更有说服力地向世人证明“古罗马失踪军团最终定居中国”这一论点。
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和实地考察，关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将追寻的目光停留在了甘肃永昌的者来寨。
关教授发现这座古城时，这座古城已经只剩断壁残垣了。残存的城垣长不过30余米，高不足3米。据当地人讲，者来寨的这个古城墙在20世纪70年代还有近1千米长，它的高度相当于三层楼，城墙上面很宽，就像长城一样可以走汽车。80年代以后，人们纷纷将城墙上的土取下来当做农肥或筑房用，结果城墙很快就被削去了一大半，到了90年代，它已所剩无几了。当地人在炸墙取土时还曾发现过近一小土车铜钱，可惜当成废品外卖了(也有人说是被小孩玩丢了)。
古城遗址发现汉代墓葬，墓主为汉代的欧洲人。
在这座古城遗址还发掘出了一处前后两室的汉代墓葬，前室有4件完整的灰陶、陶灶和陶仓，后室遗体的头骨旁有一撮毛发，呈棕红色，遗体下面有一枚红色纽扣。经考古论证，墓主为汉代的欧洲人。
在与者来寨邻近的杏树村，村民们曾挖出一根丈余长的粗大圆木，周体嵌有几根一尺多长的木杆，专家认为，这可能就是古罗马军队构筑“重木城”的器物。邻近的河滩村则出土了写有“招安”二字的椭圆形器物，专家认为，这可能是罗马降人军帽上的顶盖。
根据一件件出土文物，关教授及其合作者认定，甘肃永昌县的者来寨正是骊轩古城遗址，也正是罗马战俘的聚居地。
村民中很多人都有欧洲人的相貌特征。
在考察者来寨的过程中，关教授发现，尽管这里的村民们讲汉语，族系也为汉族，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有欧洲人的相貌特征：个子高大，蓝眼睛，眼窝深陷，头发呈棕色，汗毛较长，皮肤为深红色。
他对此进行了专门统计，结果发现，者来寨共有400多口人，其中有欧洲相貌特征的有200多人。他发现，这些被外人称为“黄毛”的村民很少出外做事，他们总有一种自卑感。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出外做事总要把头发染成黑色。
关教授及其合作者还对这里的民俗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们发现，当地民俗具有古罗马遗风。
当地人的葬俗与众不同，他们在安葬死者时，不论地形如何，一律头朝西方。
关教授等认为，这正是面向古罗马的方向。
他们还发现，当地人对牛十分崇尚，且十分喜好斗牛。
村民们在春节时都爱用发酵的面粉，做成牛头形馍馍，俗称“牛鼻子”，以作祭祀之用。
他们还习惯在村社和主要路口修牛公庙。
放牧时，村民们特别喜欢把公牛赶到一起，想方设法让它们角斗，比如将牛群赶到屠宰过牛的地方，牛群嗅到血腥后会发狂地突奔吼叫，或拼死抵斗，俗称“疯牛扎杠杠”。研究者认为，这正是古罗马人斗牛的遗风。
关意权教授等人找到的种种证据无疑支持了他们的推论，’即，在公元前53年的卡莱尔战争中神秘失踪的古罗马第一军团，在东移的过程中曾被匈奴收留，在后来的汉匈郅支城之战时又被汉军俘虏，最后由西汉政府安置在骊轩城定居了下来。
恒逻斯战役
恒逻斯战役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比较著名的。因为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论点，此战是中华古文明向西方输出的伟大里程碑，从此中国的造纸术和火药传到了西方。
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年)，恒逻斯战役在唐王朝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之间爆发，这场战争的地点在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市附近。恒逻斯之役是阿拉伯人夺占中亚细亚的著名战役。
恒逻斯战役的起因是西域藩国石国“无蕃臣礼”，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假意允诺和好；但是不久高仙芝即违背承诺，攻占并血洗石国城池，掳走男丁，格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搜取财物，而且俘虏石国国王并献于阙下斩首。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大食(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中国史书称之为“黑衣大食”)求救。
有消息说大食援军计划袭击唐朝西域四镇，高仙芝的反应是采取先发制人之策，主动进攻大食。鉴于当时唐帝国在西域的影响，有许多葛逻禄及拔汗那国的军卒参加大唐的军队，组成的大唐联军有三万多人(另有说法为七万人)，其中唐兵占2／3。高仙芝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深入七百余里，最后在恒逻斯与大食军队遭遇。于是，一场历史上著名的战役--恒逻斯战役打响了。
在恒逻斯战役中双方相互厮杀，战斗持续五日。其间大唐联军的葛逻禄部见势不妙，反水倒向大食，高仙芝受到大食与葛逻禄部两面夹击，无力支撑而溃不成军。副将李嗣业劝高仙芝弃兵逃跑，途中他们还恰逢同属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一处，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惟恐大食追兵将及，挥舞大棒毙杀拔汗那军士，高仙芝等人才得以通过。《资治通鉴》亦有如下记载：“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李嗣业在溃逃途中还被别将段秀实撞上，段斥责李为“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备感羞愧的李嗣业于是与段秀实收拾唐军残卒向安西逃遁。此役以大食军完胜奔袭问罪的大唐联军为结局，唐3万余士卒除了极少数逃回安西外，其余大部分唐军的去向史书中没有具体记载，下落不明。那么这3万唐军到底哪里去了呢?是被杀，还是被俘，或是逃散?在史书上都没有详细的记载。
近些年来，人们通过对史书中有关这段战役的零星记载，逐渐找到一些线索。在《旧唐书》中的《李嗣业传》中记载说：“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这里面所说的是逃回安西的只有数千人，而其余的人都被阿拉伯军队所杀。但是，这是否是真实的情况呢?在阿拉伯人伊本·阿勒·阿西尔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载中，曾经提到高仙芝所率军队共七万人，其中五万被杀，两万被俘。这与《旧唐书》中所记载的情况是不符的。另外在唐朝政治家及学者杜佑所撰写的《通典》中提到：“高仙芝伐石国于恒逻斯川，七万众尽殁。”这和伊本·阿勒-阿西尔的记载完全符合。杜佑是与战争发生同一时代的官员，这段文字也是根据他的亲戚、曾经参加过恒逻斯战役的杜环提供的材料写成的，看来这种说法比较可靠。
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有一部分被俘的唐朝官兵被编入了阿拉伯军队，并且远赴西亚作战。杜环是一万余唐军俘虏中的一员，他是作为随军书记官参与恒逻斯战役的。杜环在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等大食境内游历、居住有十多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到过摩洛哥的人。杜环于公元762年由海路返回中国，并将其游历见闻著作成书，名为《经行记》，为中外文化交往留下了宝贵的记录。《经行记》同时也记载了许多被俘的唐军的下落，除参军作战以外，许多被俘的唐军被阿拉伯当做奴隶使用。有一些留在了中亚地区，而有的则被带到了西亚、北非等地。中国的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就是通过这些俘虏传到西亚和非洲的。在当时的阿拔斯王朝的大城市里，杜环不但发现那里已有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还亲眼目睹一些中国工匠(金银匠、画匠及纺织技术人员)在当地工作。早在公元10世纪时，阿拉伯学者比鲁尼就曾经写道：“中国的战俘把造纸术传人了撒马尔罕，从那以后许多地方都开始造起纸来。”而另一位阿拉伯学者则直接指出纸是由俘虏们从中国传人撒马尔罕的，阿拉伯人就是在这些俘虏中找到造纸工人的。可见中国的战俘教会撒马尔罕人造纸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这批1000多年前出征的唐朝军队，在战争结束后到底去了哪里呢?我们是否可以根据以上的史料记载来判断他们流向西亚，并从侧面为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做出了贡献呢?在各种看似真实的记载中，我们无从判断这个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但是在众多的古代事件中，作为后来的人们又有多少把握认为前人所描绘的历史是准确无误的呢?也许这将成为永远都解不开的谜，而只留下那些不朽的诗篇还在被后人传唱……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755年至763年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因叛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节度使职自睿宗时，仅是统领边防军镇的使职。玄宗为控制和防御周边各族，将节度使增为十个，他们除管军政外，又兼管本道民政及财政，权势积重。玄宗统治后期，政治败坏，中央军备空虚，天宝元年(742)，全国兵数为57万4千余名，边兵竟占49万。安禄山即在此外重内轻、尾大不掉的局面下起兵叛唐。
身兼范阳(今北京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平卢(今辽宁锦州西)三镇的节度使安禄山，是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市附近)人，他为人狡诈，善逢迎，因请求做杨贵妃养子，很得玄宗的欢心，并取得信任，官运亨通，是势力最大的军阀。他看到唐玄宗荒淫昏乱，“取而代之”的野心膨胀起来。在表面上，他经常到首都长安，装得对朝廷极其恭顺，骗得唐玄宗的宠信，而在背后却暗自在河北老巢积蓄力量。在范阳城北建筑雄武城，广招兵马；又利用民族矛盾，大搞分裂活动。经过10年左右的准备，于755年11月，安禄山串通部将史思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15万兵南下反唐。“安史之乱”爆发。
安军很快就攻占了洛阳，自称大燕皇帝。第二年，唐军在潼关溃败，安禄山便长驱直人长安。唐玄宗匆忙南逃，走到马嵬驿(今陕西兴平)，随行的将士在愤怒中杀死了杨国忠，又逼使玄宗绞杀杨贵妃，才肯继续起行，南下至四川。同时，太子李亨逃往灵武(在今宁夏境内)，在郭子仪、李光弼等一班西北将领的支持下，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
后来叛军内部发生分裂，安禄山为儿子安庆绪所杀。唐军联同回纥援兵乘机反攻，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不久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杀安庆绪，重新攻陷洛阳，也称大燕皇帝，后又被儿子史朝义杀害。于是唐朝再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自杀，这场持续了八年的安史之乱才告结束。
安史之乱过去已有千年，但关于“安史之乱究竟是谁引发的”这个问题上，我国学术界一直是争论不休。
一种看法认为是唐玄宗怠于政事。开元后期，由于安定繁荣的日子已久，唐玄宗逐渐丧失了以前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改元天宝后，他开始纵情享乐，宠爱杨贵妃，不问政事，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他下面的贵族官僚也是骄奢跋扈、贪赃枉法。荒怠政事，思暮长生，随之而来的决不会是厉行节约，只能是朝廷腐朽、军备空虚，也就是所谓的“心荡而益奢”。
也有人认为宰相误国是导致安史之乱的最大的原因。由于唐玄宗“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这就给宰相专权造成了可乘之机。唐玄宗把朝政之事全部交给宰相李林甫处理。李林甫对玄宗事事逢迎，私下却利用职权到处搜刮，专权自恣。李林甫死后，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继任宰相，更是排斥异己，贪污受贿，使政治日益败坏。加上当时土地兼并剧烈，贫富悬殊严重，政治、经济、社会渐呈衰败之象。所以说，统治集团的腐败，给安史叛乱造成可乘之机。
还有人认为导致安史之乱的最大诱因是天下势偏。开元中期以来，良将精兵都戍守北方，使天下之势偏重。而且，节度使权重。每一节度使领若干州，是这个地区最高军事长官，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为相，所以节度使地位颇重。时至开元中后期，“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则庆、忠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始遥领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后来，安禄山得到宠幸，势力膨胀，兼统三镇，封东平郡王。最终，杨国忠多次激怒安禄山，“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安禄山则“决意遽反”，以“将兵入朝讨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终于酿成大乱。
经过安史之乱，唐朝国力大大削弱，其全盛时代也从此结束，只留下了千古疑案任人评说。
马嵬坡兵变
哥舒翰于灵宝兵败，致使潼关失守，长安危在旦夕。唐玄宗大惊，手足无措，急召杨国忠商议对策。杨国忠建议他去蜀地躲避兵祸。唐玄宗予以采纳，带领皇亲国戚和亲信官员仓皇出逃。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十四日，唐玄宗与随从逃到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禁军将士饥饿疲劳，怨恨不已，遂发生兵变。军士将杨国忠杀死，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杨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后，还要请杀贵妃。唐玄宗说：“贵妃常居深宫中，怎知国忠谋反之事呢?”高力士回答说：“贵妃实是无罪，但禁军将士已杀其兄国忠，贵妃伴陪陛下左右，将士心中不安。愿陛下三思，禁军将士安则陛下安。”无奈，唐玄宗命高力士引贵妃至佛堂，缢杀之。
杨贵妃(公元719～756年)薄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小名玉环，自幼丧父，在叔父家长大，后人选寿王府，被封为寿王妃。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八月，唐玄宗册封杨玉环为贵妃，从此恩宠十余年，杨门也随之显贵。
从杨玉环被封贵妃后，杨氏家族倍受恩宠，声震天下，各方都来献物拜见，门庭若市。民间流传道“生男勿喜女勿悲，生女也可妆门楣”，从中足以看到杨氏一族的显赫程度。
马嵬驿之变后，唐玄宗打算继续西行，老百姓将他拦住，让他留下来还击安禄山。唐玄宗便分3000人给太子，令太子击破逆贼，收复长安。此后，太子北进至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唐玄宗南入成都。两年后，挖开的贵妃墓中却找不到贵妃的遗体，杨贵妃可能会在马嵬坡死而复生吗?
公元756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几个神秘人忽然出现在马嵬坡上。他们悄悄挖开贵妃的坟墓，他们究竟在找什么?史料记载唐玄宗回长安后，秘密令宦官改葬贵妃，但是去改葬的人回来却说不见了贵妃的遗体，只带回了贵妃生前携带的香囊。
关于神秘挖墓事件，新旧唐书有两种不同记载。旧唐书里说：肌肤已坏，而香囊犹在。而新唐书里却只有香囊犹在。新旧唐书为何有差异?贵妃的遗体是否被盗墓人盗走了?
但这样的说法似乎很难成立，危急时刻，民间的人不会很快得知贵妃埋葬的地方。而且倘是盗墓分子所为，就不会留下香囊。那么，新旧唐书哪个记载更准确?旧唐书是唐朝时就记载的，而新唐书是宋朝人根据旧唐书编写的，按常理说应该是旧唐书尤为可信，但如果是这样，新唐书里也不该将“肌肤已坏”如此重要的记载删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刘厚滨教授认为，从唐玄宗本人角度来看，他肯定要对外宣布贵妃已死。可如果现在这样记载，就给人一个想象空间。宋朝人在写新唐书时，干脆就不说有没有尸体，就把这事给回避了。
1000多年后的今天，在法门寺博物馆内，记者见到了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香囊。这种香囊在古代称做“香球”。据宋馆长介绍，在香囊里有两个持平环，里面有一个小钵盂，无论怎样转动，这个钵盂始终与地面保持平行，里面的香料始终不会洒落出来。
而今在马嵬镇上，重新修葺的杨贵妃墓馆里不仅有贵妃的墓，还有塑像。现今修葺的墓有3米高，外形用青砖包砌得很严实，原始贵妃墓不可能有这样包砌的青砖。在疑惑无法解答时，四川都江堰市的红梅村传出了千年古墓的奇闻。传说，这个村子后山脚的一座千年古墓是杨贵妃的墓。
据村民讲，早年在这里的墓碑上刻着杨字，却没有名讳，这个有千年历史的墓是一个暗墓。那块墓碑在“文革”时期已不存在，而今墓地也被种上了庄稼，只有一块破陋的祭台青砖还留着。
1997年，市里和红梅村联合对该墓实行挖掘。挖出的棺木长仅1．7米，宽仅45厘米，无疑是装女人的棺木，但墓主人身份很难判断。
2002年，日本影星山口百惠声明，她是杨贵妃的后裔。这个消息让中国人无比震惊，杨贵妃的后人怎么可能跑到日本去呢?其实早在20年代，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在《长恨歌》等文章中指出，杨贵妃可能并没死在马嵬坡，而是去了日本定居。现今的日本沿海边有一个叫做“久津”的村子，以“杨贵妃之乡”而闻名。
传说，当年杨贵妃在马嵬坡兵变下，一名侍女代她死了，杨贵妃在遣唐使的帮助下，乘船离开大唐，经过漫长漂泊，到了日本山口县久津，而山口百惠就是山口家族的一员。日本南宫博的《杨贵妃外传》和渡边龙策的《杨贵妃复活秘史》中也有描述。难道杨贵妃真逃去了日本?
著名比较文学专家严绍焘认为，这跟白居易的《长恨歌》有关，白居易在诗的后半部分表述了对杨贵妃的一种想象，说杨贵妃虽然在事变中人已死，但她的灵魂飘到神仙山上，后来和唐明皇派去的道士在神仙山上相遇了。而众所周知，《长恨歌》描写的是杨贵妃和唐玄宗的爱情。人们分析长恨歌里写的诗句，“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其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就是描写了马嵬坡上找不到杨贵妃的遗体了。而此后唐玄宗派一个道士去找寻杨贵妃，结果“上穷碧落下黄泉”都没找到，最后道士在仙山上找到了贵妃。倘若道士真在仙山上找到了贵妃，这里写到的蓬莱仙山又在哪里?在日本的文学创作中，他们常常把蓬莱山本身就指为日本。
陈桥兵变
陈桥，确切的名字应该叫陈桥驿，位于今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东南部，始建于五代，后晋时已经建村。相传，有一小桥失修，陈姓乡民捐资修复，名陈桥；后周时，设驿站，故名陈桥驿。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举行兵变，“黄袍加身”，开创了历时三百多年的大宋王朝。陈桥这个小小的驿站遂永载史册，名扬中外。北宋京城开封曾设“陈桥门”，陈桥成为北通燕赵的咽喉。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世宗柴荣突然一病而死，宰相范质受顾命扶助柴荣幼子柴宗训继立为恭帝。这时恭帝年仅7岁(也有说法说是5岁)，后周出现了“主少国疑”的不稳定局势，一个由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策划的军事政变计划正在酝酿看。
翌年正月初一，开封城依然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突然，一匹快马扬尘而来，进北门，穿街衢，銮铃骤响，直奔皇宫。报号声此起彼伏，重重宫门次第打开，一封十万火急的战报送到了柴宗训的手中。年仅7岁的小皇帝正欢天喜地地与群臣庆贺新年。执掌朝廷大权的符太后听到辽国与北汉联军入侵的消息，忧心如焚。她和范质等人商议一番，慌忙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兵迎敌。
立刻，京城里谣言四起，到处哄传：“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
第二天，旌旗猎猎，寒风萧萧，6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出京城，走到距离开封东北20千米的陈桥驿驻扎下来，兵变计划就付诸实践了。这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
据史书记载，当天夜里，赵匡胤喝得酩酊大醉，睡在自己的军帐中一夜没有露面。《宋史》还记载，大军离开开封来到陈桥驿后，军中一名懂星象的小校苗训看到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
当晚，一帮中高级将领聚到谋士赵普那儿议论纷纷，一直议论到半夜，“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有人提出，“今天我等有进无退，由不得太尉(指赵匡胤)不干”。
初四一大早，各军将领带着部下来到赵匡胤的门外，呼喊声惊天动地，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将士皆擐甲执兵仗集于驿门……太祖(赵匡胤)惊起，出视之。诸将露刃罗立于庭，日： ‘诸军无主，愿奉太尉(指赵匡胤)为天子。’
太祖未及答，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众皆拜于庭下，大呼称‘万岁’，声闻数里。”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
陈桥兵变一发动，赵普就派人同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人取得了联系，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促问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向赵匡胤跪拜，帮助赵匡胤举行禅代仪式。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
赵匡胤轻易获得政权，一些史书称原因是：“人望固已归之，于时主少国乱，中外始有推戴之意。”赵匡胤似乎原先并不知晓将士们会推戴自己当皇帝，只是事出无奈，被黄袍加身后不得不登大位。
《续资治通鉴》记载，赵匡胤率领大军回到开封后，对当时的宰相范质和王溥等人呜咽流涕日：“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不等范质等开口，列校罗彦环按剑厉声道：“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范质等人面面相觑，而王溥已降阶先拜，“质不得已亦拜”。对于这种说法，历代有许多史学家大都不相信，认为所谓“黄袍加身”，是一个精心的策划。
一些史学家认为：赵匡胤早已存有颠覆朝廷之意，但是在京城之内筹谋政变，回旋余地小，容易暴露。在离京城不远不近的地方集结军队，易帜反叛，就方便得多。
抓住这个统兵机会后，赵匡胤和其弟赵光义以及赵普等人精心准备，组织得相当严密，一步一步，最后篡夺皇位成功，黄袍是他们事先准备的工具之一，史书上写诸将为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时候，赵匡胤还浑然不觉，睡得迷迷糊糊，这完全是在政治作秀!他们进一步分析认为：后周小皇帝即位之初，边境就传来急报。周世宗死前刚讨伐过契丹，契丹哪有能力马上举兵十万再来进犯?就算是契丹进犯，军情紧急，作为主帅为何不连夜奔赴边境，反而走走停停，把军队驻扎在离京师不远的陈桥驿?更难以理解的是，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又为何绝口不提讨伐契丹之事?难道宋朝一建立，契丹就闻风而退了?在陈桥驿，就算将士们有心拥戴，但仓促之间，荒野之地，又何来黄袍?后人因此写诗对官方史书的记载表示不屑：“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
清代学者查慎行有首咏史诗，“梁宋遗墟指汴京，纷纷禅代事何轻。也知光义难为弟，不及朱三尚有兄。将帅权倾皆易姓，英雄时至忽成名。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遂罢兵。”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宋史·杜太后传》记载，杜太后得知其子黄袍加身后，说：“吾子素有大志，今果然。”知子莫若母，从杜太后得意的语气中，显然可见赵匡胤对此早有准备。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些看法，他们根据史书的说法认为，赵匡胤登上皇位，并非他早有异志，说他是被手下将士所逼出于无奈，有一定的道理；赵匡胤带领大军出发时，开封城内已有传说，将士们将拥立他为天子，后来趁夜深赵匡胤熟睡时，以黄袍加于其身，造成既成事实。这些学者还认为，陈桥兵变前，镇、定两州没有谎报军情，因为这两州守将都不是赵氏集团的成员，他们不可能去配合赵匡胤而谎报辽国与北汉联军入侵的消息。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陈桥兵变是赵匡胤效仿后周皇帝郭威的做法。
赵匡胤投军从戎，在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当了一名普通士兵。郭威虽然是一介武夫，但战功卓著，威望极高。赵匡胤从军的第二年，郭威讨伐契丹兵发澶州，众将士伏拜马前，有人顺手扯下一面黄旗披在他身上，拥戴他当了皇帝，建立后周。像这样由军士拥立天子的事，五代时期已发生过两次。而这一次，赵匡胤就在军中，应是亲眼目睹。这件事对他显然会有所影响，所以说陈桥兵变不过是赵匡胤如法炮制、翻版重演。
公元954年，郭威病死，他的养子柴荣继位。周世宗柴荣是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可惜在位仅5年半，便在39岁盛年之际不幸病逝了。临死前，他把赵匡胤提拔为殿前都点检。乱世之中，人人皆可取天子而代之。赵匡胤勇猛善战，位居禁军统帅，已具备操纵废立的实力。他志存高远，仁德宽厚，手下聚集着一批肯为他两肋插刀的武将文士，势倾朝野。柴荣在世时，赵匡胤感念他的知遇之恩，也许不会动篡权谋位之念。而当他面对的是一个年仅7岁的小皇帝时，登基坐殿、成就一代霸业这等美事，恐怕就由不得他不动心了。即使他真的不想，他手下那帮荣辱与共的弟兄想必也不会甘心。
的确，陈桥兵变留下了许多疑点。据说，陈桥镇有一棵赵匡胤当年拴马的老槐树。兵变的前夜，赵匡胤就是在那棵老槐树上拴好战马，转身入帐；而第二天解下战马时，他已由将军变成了皇帝。老槐树千年无语，它不能告诉人们在那个江山易主的骚动之夜，陈桥驿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关兵变的内幕，虽然后人议论纷纷，多有猜测，却无可避免地成了千古之谜。“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面对诸如此类的诘问，厚重的历史惟有沉默。
萨尔浒之战
“明朝衰亡，后金兴起，‘肇于是战”’，公元1619年发生的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政权在辽东地区进行的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会战。纵观明和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的战略、战术指导上的不同特点和战争的最终结果，可以充分体会到兵法中的“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的真切含义。
明朝对女真各部的统治，一面以羁縻政策笼络其首领，封官晋爵赏赐财物；一面分化女真各部，使其互相对立，以便分而治之。后来由于对女真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不断加剧，引起了女真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称金国汗，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西老城)为都城。后金政权的建立，实际上标志努尔哈赤正式宣告与明朝分庭抗争。努尔哈赤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积极向明辽东都司进行袭扰。
明朝晚期，因忙于镇压关内人民起义，无力顾及辽东防务，驻守辽东的明军，训练荒废，装备陈旧，缺粮缺饷，虚额10余万，实有兵不过数万。加上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守备又极分散，军队战斗力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趁明朝内争激烈、防务松弛的时机，决意对明用兵。努尔哈赤在万历四十六年二月召集贝勒诸臣讨论方略，具体制定了攻打明军、兼并女真叶赫部、最后夺取辽东的战略方针。尔后厉兵秣马，扩充军队，刺探明军军情，积极从事战争准备。
经过认真准备和周密计划后，努尔哈赤便按既定计划开始了行动。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历数明廷对女真的七大罪状。“七大恨”的主要内容是指责明朝杀父、祖，援助叶赫和驱逐边堡的女真农人，以此作为对明动武的借口。努尔哈赤率步骑攻打明军，并很快攻下了抚顺城。
明廷在辽左覆军损将后，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后金的战争，企图一举消灭建立不久而势力日盛的后金政权。明任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兵遣将，筹饷集粮，置械购马，进行战争准备。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明帝颁发“擒奴赏格”：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努尔哈赤之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及其孙杜度等“八大总管”，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世袭。幻想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明朝还与朝鲜取得联系，欲借重于朝鲜的兵力，合击后金。朝鲜派出了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率三营兵马13000人过鸭绿江来援助。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明各路大军云集辽沈。经略杨镐制定了作战方案，即以后金政治中心赫图阿拉为目标，分进合击，四路会攻。北路由总兵马林率领，自开原出三岔口；西路为主力，由总兵杜松率领，自沈阳出抚顺关；西南路由总兵李如柏率领，自清河出鸦鹘关；南路由总兵刘挺率领，会合朝鲜兵，出宽奠。杨镐坐镇沈阳指挥。想一举围歼后金军。
努尔哈赤探悉明军分进合击的企图后，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对策，集中八旗军精锐，先破明西路军，以少量兵力抵御其余三路，尔后相机各个击破。三月一日，杜松部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附近，自率万人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率兵进攻萨尔浒的杜松部，两军交战，中午以后，天色阴暗，杜松部点燃火炬照明以便进行炮击，后金军由暗击明，攻占杜军营垒，杜军主力被击溃，伤亡甚众，杜松阵亡。西路军全军覆没。
明西路军被歼后，南北两路明军处境十分不利。北路马林部进至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得知杜松部战败，令军队就地防御。努尔哈赤迎击马林部。后金以骑兵一部迂回到马部阵后，两面夹攻，大败马林部，夺占尚问崖，北路明军大部被歼。
此时，南路军尚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事先在阿布达里岗设下埋伏，刘挺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刘挺兵败身死。
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的杨镐，得知西、北、南三路大军均吃败仗后，慌忙急檄南路李如柏部撤兵。李如柏部在回师途中，又为小股后金军骚扰，李如柏部军士惊恐逃奔，自相踩踏，死伤千余，才逃脱了被后金军聚歼的悲惨命运。至此，萨尔浒之战落下了帷幕。
在这次战争中，后金努尔哈赤表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正确作战指导，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而根本的改变了辽东的战略态势：明朝方面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方面由防御转为进攻。后金军在萨尔浒之战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军自遭此惨败，完全陷入被动，辽东局势顿时告急。萨尔浒之战之后，后金军乘势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明由轻忽自大变为软弱妥协。消极保守的战略思想占了主导地位，直至最后清叩关而人，明朝灭亡。
明与清(后金)之间的萨尔浒决战是17世纪初的一场大搏斗。但在萨尔浒之战中双方究竟各投人多少兵员，迄今仍是一个谜。清朝文献一会儿说“杨镐以二十万兵，号四十七万”(《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一会儿又说“以二十七万兵，号称四十七万”(《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他们总是往多说，以讥笑杨都堂失败之惨和他们自己胜利之巨大。
后金击败明军四路进攻，确系以少胜多。后金兵数到底有多少，也很难确知。从明朝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来看，明朝的兵数肯定超过后金兵数。战后努尔哈赤那番高兴的谈话，也流露出他们打了胜仗并非靠兵员数目之多。说出他们兵员数目的记载，有明朝辽东经略杨镐的一份奏疏。他说：“盖奴酋之兵，据阵上所见约有十万。”(《明神宗实录》)但是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那时李如柏、刘两路尚未与后金兵大战，不可能有人见到他们的全部兵员。
所以，明与后金投入战斗的具体人数究竟有多少，也只能是个解不开的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