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河两岸行走，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是：社会的发展，智力的进步，如果没有一个方向，而且没有一种约束力的话，那么，智慧的提高，就更像是一把磨得越来越锋利的刀剑，非常危险。很多智者意识到这个问题，老子的想法是回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上古；孔子是让人回归内心的仁；至于墨子，是提倡放弃所有的物质和智慧，回归到苦行，兼爱所有的人……这样的号召与希望，明显缺乏操作的可行性——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同河流，哪能逆向流淌呢？老子的小国寡民是根本回不去的；孔子提倡的“仁”，只能就君子而言，社会的大众在面对众多诱惑时，是很难做到自我完善的；至于墨子，他的主张就更显天真了，一个普通人，在物质高度匮乏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抵御住内心的私欲，去“兼爱”，或者，去兼济天下呢？

任何文明都是有着缺陷的。中华文明同样也是如此。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在于，对于人，以及人道，缺乏透彻的认识。中华文明一直缺少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而上的深入思考，也没有古希腊文化一开始重视人的精神传统，这使得文化本身既缺乏广阔的纵深，同时又缺乏对于人以及人内心的尊重和贴近，无法从深厚的形而上思考中产生更深的独立意志，缺少自由和人文的情怀。中国文化对社会和国家主体的认识薄弱，使得它一直携有自己的软肋——它一直无法正视人类的弱点，对于个人的欲望，缺乏限制的措施。由于源头的薄弱，这种文化土壤的背景很难产生 “以人为本”的社会进步主渠道，那种理性、科学以及人道的经国方式，更是难以实施……当儒学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后，社会的最高理想就是秩序，所有的个人价值都要服从这种低层次的秩序。堂而皇之的理由背后，往往潜伏着很多险恶的动机和想法。这使得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表里不一”的成分，比如“明儒暗法”“明儒暗道”“外尊孔孟，内施黄老”等等。

可以说，正是中国文化自觉或不自觉的短腿，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时期如此之长，它一直趔趄在志得意满的泥淖里，因为没有思想上的光芒，很难找到一条解脱之路。文化的缺失，也造就了历史的灰暗，历史不断重复的是，当一个人谋求政权时，他可以打出天下为公的旗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当这个人坐在高高在上的龙椅上时，他便自然而然地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窃国大盗。曹操的行为，同样是中国历史上无数窃国者的翻版和重复。

曹操的转型，与历史上所有诗人、文学家的转型一样，看起来都是成功的。其实，由于整个思想文化的系统跟不上，这样的转型，仍旧是白费工夫，也白费精力。那些孱弱的书生啊，因为没有博大的思想引导，只能在一轮一轮的朝代更替中，忙忙碌碌，耗费生命，没有促进这一块土地实质性的进步。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曹操是病的，同时，灾难深重的淮河也是“病”的，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个地方和一个人一样，一开始，都是健康的，但慢慢地，过了青年期之后，一些原先潜伏在内部的寄生的因子便开始生根发芽，慢慢长大，它们的使命就是毁掉自己的母体。对于淮河来说，那种携有混元之气的文明在一段时间的发散后，也慢慢地转换变形：大气变得粗鲁，智慧转成阴谋，大开大合移植为心狠手辣……如果说曹操尚存高贵人格和胸襟的话，那么，看一看那些后来的权谋者吧，那是怎样的一群鸡鸣狗盗之徒啊，在他们的身上，只有狭隘、疯狂、偏执、阴暗、利欲熏心，以及失去人性的奸诈、失去理性的残忍等，在淮河两岸，一种恶性肿瘤正在慢慢生长，且呈现出明显的衰败迹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