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颍州极度钟爱，欧阳修知颍州的时间却并不长，一年后，欧阳修改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离开了颍州，去了河南商丘。

欧阳修是舍不得离开颍州的，在此前后，除了和友人梅圣俞相约共居颍州外，欧阳修还约在朝的颍州人常秩退休后归颍为邻。说来也怪，到了商丘之后，欧阳修立即变得颓唐起来，他的诗文又不断流露出对仕途的倦怠，对朋辈凋零、自身疾病的感慨，并且，顿生对生命的质疑。皇祐四年（1052）三月，也就是欧阳修离开颍州两年后，他七十二岁的老母郑氏在商丘病逝。按照当时的规定，欧阳修必须立即回老家丁忧，但欧阳修没有选择回老家江西随州，而是护送母柩来到颍州守丧。在颍州，欧阳修又住了好几个月。由此可见，欧阳修已把颍州当作自己家了。

短暂地归于老庄之后，欧阳修又抖擞精神，昂扬启程了。自离开颍州后，他的仕途出人意料呈现出强劲的势头：知应天府后，又作为宋朝的使者，出使契丹；担任科举的主考官，取苏轼、苏辙高第；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调任京城，任户部侍郎、兵部尚书，最终担任了参政知事，相当于副宰相、宰相助理或者现在的国务委员一职。不过，在这一段“重归孔孟”的生涯中，欧阳修的诗文写得少了，即使写了一些，无非是流连光景、感恩戴德，内容空乏而苍白。并且，布满陷阱的官场永远带有不祥的戾气，不断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由于陷入俗务和争斗中，得意的同时，欧阳修的苦恼也与日增多。这个时候，儒与道就像来自不同方向的绳索一样，分别牵引着他。欧阳修每到情绪低沉时，便开始缅怀旧事，缅怀颍州，想念那些过世的老友。他的内心充满感伤，也充斥着苦闷。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年届六十的欧阳修已感到自己遍体鳞伤，就像一尾在脏水里游弋的鱼一样，已变得奄奄一息了。

不能不提及的是，在欧阳修担任参知政事期间，朝廷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濮议之争”：宋仁宗赵受益逝世，无子嗣，侄子赵宗实（赵曙）继位，为宋英宗。英宗该如何称呼自己的亲生父亲濮安懿王赵允让，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宰相韩琦和欧阳修都认为，英宗仍应该称其为父亲；司马光为首的诸大臣则认为，应该按儒家的宗法制度称其为伯父。这个围绕着英宗对其生父的称谓问题，竟引得众多朝廷臣僚爆发了一场激烈而持久的争论，双方在相争中表现出的意气用事，甚至“争之不得，则发愤而诬人私德”的行为，使得很多人都成了这场混战的牺牲品。最终的结果是，欧阳修这一派由于有皇帝撑腰，在争论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对手中有很多人被赶出京城，只有司马光幸免，继续留在京城，写作他的《资治通鉴》。

不过好景不长，司马光这一派开始反戈一击了——1067年，在朝廷举行的英宗大丧仪式上，百官皆缟服素袍，以示哀悼。花甲之年的欧阳修由于匆忙，没有将里面穿的一件紫色内衣脱掉，朝拜时隐隐约约现出了紫色。这一番“大逆不道”的行为被监察御史发现后，立即扣上罪名上书弹劾。与此同时，有人向皇帝告发，欧阳修与自己的大儿媳有染。迟暮之年，再一次卷入污秽事件中，欧阳修欲辩无言，欲哭无泪，无限的疲倦如铅一样灌满了他的全身。欧阳修心中想做老庄的欲望又抬头了——还是颍州好啊！那一片老庄钟情的淮河岸边，不仅成为他思念的对象，也成了他的精神家园。

对欧阳修的诽谤很快不了了之。不过遭受这一番劫难的欧阳修去意已决，对于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显赫的地位和名声已变得不重要了，他只想远离风暴眼，归于平淡和自由。在向皇帝提交的报告中，欧阳修悲愤地说：

臣拙直多忤于物，而在位已久，积怨已多。……叵使臣复居于位，只如前日所为，则臣恐冤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须更为朝廷生事。臣亦终不能安。

这时候的欧阳修已不再做 “孔孟”了，只是想回到淮河边上，做个村夫野老，看尽春华秋月，以一种自由的方式，度过余生。

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没有诱惑，并且，诱惑还如此强烈。几年后，欧阳修在青州，神宗皇帝一度想让欧阳修出任宰相。对于此事，神宗皇帝曾经与当时如日中天的王安石有一段谈话——

神宗皇帝问王安石：“欧阳修与邵亢相比较怎么样？”

王安石实事求是地回答说：“邵亢比不上欧阳修。”

神宗又问：“和赵抃相比较呢？

“胜过赵抃。”

过了几天，神宗又问王安石：

“欧阳修与吕公弼相比较呢？”

吕公弼字宝臣，是已故宰相吕夷简的儿子，时任枢密使。

王安石回答说：“胜过吕公弼。”

“那么，和司马光相比又如何呢？”

王安石想了一想，说：“和司马光相比也要强。”

由此可以想象王安石对欧阳修的推崇了。不过此时的欧阳修，对于王安石一厢情愿的变法很不感冒。王安石的政策制定，都是从国家角度进行的，至于民生，一直是他忽略的。“道不同，不相与谋。”欧阳修在给朝廷的上书中，论及了王安石变法给地方带来的种种弊端。欧阳修的这种态度，让王安石态度发生转变，竭力阻挠起用欧阳修。好在这个时候的欧阳修，已经对政治毫无兴趣了，他只是想回到颍州西湖边，做一个快乐的淮河“老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