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虽然被戴上了破坏道德教化的罪名，但以这样的罪名，怎么也不至于掉脑袋。为什么司马昭不放过嵇康，非得将这个书生置于死地呢？

表面看来，当然是司马氏与曹氏之间的矛盾。司马氏在篡位之后，首要的，就是消灭一切危险因素，嵇康，又正好是曹家人。所以当吕巽告发嵇康之后，司马氏正好乘机对嵇康痛下杀手。不过，以司马昭的判断力，他当然知道嵇康根本不足以对自己形成威胁。这狂徒根本就没有政治斗争所需要的毅力、心机和手段，甚至，连基本的兴趣也没有。犹豫之中，钟会的一番言语打动了司马昭的心：

嵇康，卧龙也，千万不能让他起来。陛下统治天下已经没有什么担忧的了，我只想提醒您稍稍提防嵇康这样傲世的名士。您知道他为什么给他的好朋友山涛写那样一封绝交信吗？据我所知，他是想帮助别人谋反，山涛反对，因此没有成功，他恼羞成怒而与山涛绝交。陛下，过去姜太公、孔夫子都诛杀过那些危害时尚、扰乱礼教的所谓名人，现在嵇康、吕安这些人言论放荡，诽谤圣人经典，任何统治天下的君主都是容不了的。陛下如果大仁慈，不除掉嵇康，可能无以淳正风俗、清洁王道。

话说到这个份上，嵇康已经铁定成为砧板上的肉，那是非砍上一刀不可的了。钟会的一番言论已经将嵇康摆在了与道统相对立的标靶上，并且，最能打动司马昭的是引用了孔子杀少正卯的典故。平时里温文敦厚的孔子，之所以对少正卯痛下杀手，也是为了统一道德的教化。既然孔圣人都可以对伤风败俗者毫无怜悯地举起手中的屠刀，那么，司马昭有什么下不了决心的呢？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司马昭毅然决然地决定对嵇康痛下杀手了。在司马昭看来，杀掉嵇康，不仅仅可以让一个不稳定因素消失，同时，还可以旗帜鲜明地表明某种姿态。那就是，自己建立的这个制度与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它紧密而刚健，绝不允许一些异端来腐蚀穿透。这样，在司马昭与嵇康之间，就不单单是个人的恩怨，而且是主义和思想的对抗——当一个人的思想和主张，成为共同的威胁时，那么，扬起屠刀的，就不仅仅是某个人，而是整个制度了。

一个人，喜爱音乐，喜欢喝酒，狂狷而说一点怪话，本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姿态，如果形成了对于权力的挑战和藐视，那就一定会激起众怒。一个脆弱的政权，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那种轻蔑的目光的，那样的目光，会让他们恼羞成怒，顿失颜面。他们会大发雷霆举起手中的屠刀。这时候，以张扬个性为手段的自由愿望，在肃杀的道统面前，显得那样的孱弱而纤细。身材高大的嵇康，此时此刻，竟如一根弱不禁风的豆芽一般；那种气壮如牛的狂狷，也因此气若游丝——当一个人只是依靠生命的元气来表明某种主张时，它能够倚仗的毕竟太弱了。在锋利冰冷的刀剑面前，什么都不足以支撑他的虚弱。

一直到临死，嵇康才意识到自己的无力，也意识到自己死亡的根本原因。这个自以为异常懂得养生的才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刹那，恍然明白自己在一些至理上的懵懂。一个连基本的规避危险都不懂的人，哪里谈得上养生呢！在狱中，嵇康写信谆谆告诫他的儿子嵇绍，让他在以后的生活中，要恪守传统的伦理道德，要“慎言语、慎取予、慎交往、慎饮酒”——这样的肺腑之言，是通过血的教训得来的。也许只有在最后时刻，嵇康才明白，一个文人表面看似的清高是那样的无力，他们就像淮河边上的芦苇一样，脆弱而轻飘，只能发出微不足道的声响。

39岁的嵇康死去了。中国文化的祭坛上，又多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殉难者。虽然他死得如此富有传奇性，但丝毫没能激起文化的醒悟。人们仍没有意识到个体的价值，没有意识到个性的光华。也许，在如此盘根错杂的文化背景之中，嵇康的命运就应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