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地思考这样不合情理的事情，还真能发现有一些东西隐藏在里面，如同历史众多的谜团和霉变。

诠释这样的疑问，还得从明初的历史，以及朱元璋的性格说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国家或者朝代的性格，来自国民的群体性格，也来自朝代执政集团以及处于最顶端专制君主的个人性格。明王朝和朱元璋的关系，也是如此。对于朱元璋来说，终其一生，我们可以看出的是，他的思维方式，他对政治的理解，对社会的愿望，他的手段和策略，甚至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典型中国农民式的。如果说汉高祖刘邦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乡野村夫的泼皮和流氓习惯的话，那么，朱元璋更像是一个精明、强悍、多疑、辛勤、狡猾的江淮老农，对于外部世界，他一直警惕、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只有相对封闭和熟悉的生活状态，才让他感觉安全和轻松。

取得政权之后，朱元璋不可避免地以他个人的喜好慢慢铸就国家性格，他一改大元帝国的粗犷和随意，既无意传承大唐的开放和豁达，也无意传承赵宋的精致和颓废，把那种来自乡村农民的保守和强悍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朱元璋看来，治国与治家是一样的，国，就是一个大大的家，就是听命于自己的大家庭；皇帝，就是全社会的家长，因上天授权享有至高无上的宗主权，享有普天之下的一切，他必须严厉、勤勉、公正、说一不二，如大家长一样；他对人民所做的，都是恩赐；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血亲关系的延伸，必须具有两条基本准则：对皇帝的“忠”，对家长的“孝”。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对于草民，必须有严厉的处罚措施，只有严厉，才具有威慑力；在这个大家庭生活的人，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思想和行为不能异端，社会等级要分明，贫富要相对平均；社会财产的分配权属于大家长；各成员要清正廉洁，善良守法，严厉打击不肖子孙和地痞流氓……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明王朝初期给人的感觉就是，朱元璋不像是以一个国君的身份，而更像是一个严厉的大家长在管理着自己庞大的家族。

朱元璋像一个大家长的一个表现是，在与周围人的关系处理上，他最信任的，是自己的血亲，只有血脉关系，才是自家人，才不会背叛自己。他将自己的亲属一个个加官封王，对于外姓，即使是一起打江山出生入死的弟兄，也持怀疑态度，一旦找到机会，便对他们肆意杀戮。在朱元璋看来，只有将那些手握重兵桀骜不驯的大臣们杀尽了，朱姓子孙才会安全地生存。跟任何一个农民一样，朱元璋对于土地有着一往情深的情谊，对于商业流通，朱元璋根本不感兴趣，在他眼中，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农民们辛辛苦苦用汗水换来的粮食，商人们只是把货物交换一下，就赚取了更大利润，未免太投机取巧。对于不知深浅的海外贸易，朱元璋更是关起了大门，他禁止渔民下海捕鱼，甚至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让他们远离未知的水面。

朱元璋像一个大家长的另一个表现是，他一直把天下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在给打工的各级臣子发放薪水上，朱元璋也像一个老农一样，悭吝克扣，唯恐从自己腰包里多拿一点，以致明朝官员的薪酬水准是历史上最低的。对于社会中间阶层的官僚和豪门富户，朱元璋极度痛恨，总想削弱这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想把这一部分人赶尽杀绝。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至少发起过六次大规模整肃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运动，在这些有计划的“大清洗”中，全国总共有十万到十五万官吏和豪门富户被杀死……总而言之，朱元璋就像一个乡村大家庭的长老一样，殚精竭虑，费尽心思，管理着自己偌大的家业。朱家兴则国家兴，朱家亡则国家亡。对于明朝的权力架构，黄仁宇曾经评价说：“很显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起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经简化，一个地跨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

明初的全国大移民，正是在朱元璋这种农民思维方式下所进行的。迁徙的目的，除了维系全国人口平衡之外，还有一个潜在的阴谋，那就是借移民之势，对各地富豪和大户进行打压，剥夺他们的财产，让他们离开熟悉的土地。在朱元璋看来，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强大，就像树一样，与深深地插入的土地有关。如果离开故土，失去财产和势力，就失去了潜在的威胁力。朱元璋在位期间，共组织移民1340万人，占帝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移民的重点是将江南乃至全国各地的富庶大户，分批迁移流放到各穷乡僻壤。心思缜密的朱元璋对于移民组织得很精细，居高临下，根据各地的人口密度，确定迁出地、迁入地；由各地的官员层层上报，确定迁出和迁入人员，迁徙过程中，各地官员直接组织护送，发给迁移人口一定量的种子、粮食和农具，分配好土地，规划好村庄，让移民在新地方迅速扎根下来。

由饶州迁往安庆的大规模移民，也正是这股全国性的移民潮中的一支。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的统计表明，安庆府约42万人中，有28万多人由江西迁入，其中约20万人来自饶州。可以想象的是，从饶州迁徙到安庆的移民工作，充满艰辛，工作量也无比巨大。对于当时相对富庶安宁的饶州农户来说，离开自己的故土，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无疑要下很大决心的。在朱元璋的高压政策下，当时的官府和村镇长老们，全都参与到这一项巨大的工程中来了，一村一镇地组织，一家一户地动员，口干舌燥地做工作，伴随着高压、利诱、威胁，甚至刀枪棍棒的逼迫。压力之下，无奈的饶州人只好举家北迁，他们忐忑不安地跟随地方官员，沿乐安河（婺水）、昌河、饶河来到了鄱阳湖畔，在一个叫作瓦屑坝的地方聚集。

可以想象瓦屑坝给这些移民留下的深刻印象：孤立无援的移民们等候在鄱阳湖畔，从湖面刮来的风让他们感到清冷无比；潮水般的人群拥来拥去，每个人都像一片叶子一样在水面上漂浮；眼前的鄱阳湖泛着白光，透着苍茫，是未知，将要去的地方同样也泛着白光，透着苍茫，是未知。在瓦屑坝，移民们先是聚集，然后，在官府的临时机构里登记注册，接受派发的“川资”；再往后，该是出发了，若干人若干家庭为一组，分乘上编排好的船只，驶出鄱阳湖到达湖口。接着，就是浩浩荡荡的移民船只进入长江——顺江而下，到达安徽各府县；逆长江而上，则去湖北各府县。在那些移民看来，瓦屑坝就是命运的关隘，自此之后，就算是真正地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了自己的故土了。

瓦屑坝就这样成了移民们的一个重要记忆。当人们历经艰辛定居他乡，惊魂未定之时，浮上他们心头的，就是有着一片茫茫水面的瓦屑坝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人头攒动，月亮凄凉。这天苍苍、水茫茫的景象，不知不觉地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了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那种由船进入茫茫水面的孤凉印象，冲淡了人们对自己真正家乡的怀念，使得人们关于最初家乡的记忆变得淡薄，就像影子在水面，波光粼粼地化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