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大泽乡的土地上，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隐藏在中国人内心中的“大泽乡”，为什么会有如此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呢？想来，这一切，还是由于中国文化的薄弱，确切地说，是民本思想、人性觉醒以及文化良知的孱弱所造成的。

中国文化一直有着这样的弱点，他表现出的对人性本身的重视程度，以及人的自省能力等，都是相对缺少的。中国农业文明的源头，决定了人们对土地的重视，胜过一切，甚至超过对人本身的重视。有了土地，才会有粮食，才会有人的生命。对于农业部落来说，国与家的概念，要远远比那些游牧民族的文明浓郁得多。除此之外，中国人依托土地所产生的对祖宗的崇拜情结，也自觉不自觉地淡化了宗教的氛围和追求，这也使得中国文化在自省能力上变得薄弱，在人性上觉醒得比较迟缓。这些源头和习惯上的东西，可以说，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

周朝建立之后，大量分封诸侯，据说当年周公共分封了七十一个国邦。大泽乡以及淮河两岸，也是众多诸侯国集中的地方。当年，在这一带，有晋国、齐国、鲁国等大国，还有沈子国、曹国等小国。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人类的文明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即将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了。起先，在这个时期，政治环境算是不错的。由于各国分而治之，思想和文化相对宽松，相对独立的读书人有了思考的空间和可能。人们充分地享受着思想的乐趣，也享受着思想的光辉。那些孜孜不倦的学人不停地写作，不停地思考，思想如汩汩的泉水，不停地涌出泉眼。他们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共同营造一个相对宽松浪漫的学术氛围。他们思索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羁绊，他们可以天马行空，也可以钻牛角尖；他们想到什么，就随手写下来，也信口说给别人听，他们似乎并不顾忌论争的对手会指责他们观点的前后不一致，也毫不顾忌地道出自己在思考过程中捕捉到的一些火花。他们是骄傲的、自尊的、才华横溢的，他们的文字并不都那么丝丝入扣，无懈可击，但他们却理直气壮，充满激情，英气勃发。他们也不畏惧权贵，即使是面对各国国君，他们时常也会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教训他们，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们一方面信誓旦旦，一方面苦口婆心，向那些国君和大臣们推销自己的主张，自信地认为自己的主张就是黑暗中的火把，而自己就是泥淖之中的卧龙。而那些诸侯国呢，也以极高的礼遇召集各地的人才，让他们自由地发展学派，平等地参与争鸣，对于他们的主张，即使不赞成，也不公开进行反对，而是听之任之，任由他们去寻找新的市场。在这个过程当中，齐国似乎做得最好，他们特别设立了一个稷下学宫，网罗了一大批各国的学者。孟子就是当时稷下学宫中的一员，当时的齐宣王就曾多次向英气勃发的孟子问政，有时候孟子说得急了，经常还把齐宣王教训一通。齐宣王开始很重视孟子的观点，但后来却觉得孟子的学说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很难实施，并没有采纳。孟子学说没有被采纳，却没有影响他在学宫中的地位，也没有影响孟子的声望。在那个时代里，由于统治者与各派学者的关系相对比较平等，各派言论自由，他们彼此争论得很激烈，看起来水火难容，实际上却共生互补，他们的自由状态，滋养了自己，也滋养了那个时代……史书上说当时有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九流”，“九”是虚词不是实词，意思是指多。那个时期，各门各派，各种主张就是这样粉墨登场，一展“自我”。这个时期，就是历史上的“百家争鸣”时期。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百家争鸣”的产生原因有这样那样的推断。实际上在我看来，“百家争鸣”现象最根本的，是分封制之后各国之间的竞争。这些小国是高度自治的，而且，存在着因竞争和被吞并的危险，正是各国期望强大的愿望以及各个国家争夺人才的状况，产生了“百家争鸣”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同时起重要作用的，还有对文字以及思想文化的敬畏。正是这种竞争和敬畏，造就了中华文明史上最自由的一段黄金时期。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似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只是一种纯学术的行为，人们忽视了这种自由的学术风气对于整个社会的推动。可以说，因为思想的自由和风气的活跃，人们的心灵得到了滋养，由粗野麻木变得多愁善感，他们开始变得能够细微地体验痛苦和美好，对于幸福的理解也开始超出了玉米和小麦的收成，他们开始学会品味爱情，品味风景，感性的体验开始交织理性的思考，人们的精神需求开始增长，人们甚至开始思考自身，思考人类的义务和责任。一些人，尤其是读书人和贵族，比如说屈原，他们关怀的目光已超越了自身，他们开始关心日月星辰、香兰野草……这样的方式，可以说，都是一种觉醒，一种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须进行的自我觉醒。

但可惜的是，这样的觉醒戛然而止了。中国文化在这个阶段稍稍因为自由而出现的一点人本的萌芽，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暴风雨给掐掉了。随着秦始皇统一全国，以严酷和专制思想为主流的法家思想占据了主流地位。而且，国家的大一统，也带来了文化和思想上的大一统和专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文化专制主义开了最恶劣的先例。由于大一统和专制，这个时候，国家对于人才的渴望并不如过去那样急切了，思想上的宽容和容忍度也弱化了很多。在更多情况下，出于维护专制统治和个人江山的需要，统治者开始了对思想的限制和扼杀，到了汉武帝时期，从出于维护统治的角度来考虑，那些诸子百家学说变得更不重要，因此，文化上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和思想从这个时候起，已很难起到唤醒人性、软化思维的作用了。社会的自上而下的渠道，以及自下而上的渠道也变得不再畅通。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思想和学说为个人实利所做的改变和依附，它们争相向这种专制制度献媚，思想和学说经历着不断的变形。法家的献媚，把一种专制制度推向了极致；儒家的献媚，给这架国家机器镀上了一层金光灿灿的金箔；道家的献媚，让专制的执行者成为“天子”；而佛家的献媚，则让绝大多数芸芸众生失去了怀疑的精神，失去了思想的不屈同……在思想和文化的独立性消失之后，那种人本的东西缺乏了力的支撑，变得孱弱而凋零。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在人性的觉醒和探索上的一种可能性，也被彻底地抹杀了。

因为思想和文化上的“蒙昧”状态，社会进步便很难通过思想进步这样“一劳永逸”的方式加以推进。这样，中国的专制制度与思想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关系——在专制制度之下，思想变得越来越不独立，越来越依附制度；制度变得越来越凶狠，越来越坚硬。当思想的途径变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抵挡专制暴力的唯一方式，也只有剩下“以暴制暴”了。当一个地方没有了精神的花园、理性的通道以及宙斯神殿的时候，剩下的，就是处处埋伏的“大泽乡”。伴随着“以暴制暴”的过程，不可避免的是大量的流血冲突，生灵涂炭，民众成为殃及的池鱼。

因为有着这样的背景，我们当然不能以现在的思想去要求陈胜以及大泽乡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了。那种“你死我活”以及“一报还一报”的复仇方式，从现在的角度看，似乎狭隘而偏激。但，无论怎么说，错的不应是陈胜吴广们，而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就是那样的逻辑，当人们已变得无路可走的时候，选择的必定是“你死我活”。这种非理性的暴力，根本上还是由于缺少“百家争鸣”造成的，当所有的通道都被关闭的时候，剩下的，只能是喋血和杀戮的本能了。我们只有感叹，是中国专制制度本身的狭隘和自私，导致了这样的结局，也导致了文明的隔岸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