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的江风之中，可以嗅出这个地方的真谛。

最初，与所有的地方一样，这里漫漶飘浮的，是金、木、水、火、土。这被称为“五行”的元素，以各种各样方程式的变化，制造了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的肉身和思想。谁说思想和意识不是物质呢？它就像光，也是可以用物质来定义的。当然，最能左右这个地方特质的，是蜿蜒流过的长江。当巨龙一般的长江行游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山门洞开，地势环抱，仿佛是雀跃着迎迓她的到来。在安徽境内，长江的两岸是别开生面的，在沿江的西北部，大别山的余脉向着江边绵延逶迤，像另一头俯身饮水的巨龙。那拱起来的背部，《史记》称之为天柱山，《尚书大传》称为霍山，《汉书·地理志》称为衡山。当然，更古老的名字，应该叫作皖山。山虽有五名，实为一山。而发源于大别山山脉的皖河，一花四叶，从潜山、太湖、怀宁、望江等地流过，奔腾入长江。“皖”的本义十分有趣，是指“屋子里有黑色，屋外已有白光”，有着东方破晓的意思。这个字，似乎传达着人类社会初期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性；也意味深长地指出这就是人类早期的生存状态。那时候的人，更接近于太阳和月亮的习性，日出而作，月升而栖。皖给我们传达的另一个潜在信息就是，“皖”字造出的时候，人类已经有了简易的屋舍，他们不再像山顶洞人一样，住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这支早睡早起的部落留存的薛家岗遗址，地点就在现在的潜山脚下。现今考证，薛家岗部落是五帝时代名臣皋陶后裔的一个支族，是一个崇拜太阳相信神力的部族。他们的生活范围包括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濒临着巢湖周围的广大地区。关于古老的皖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记载：“皖，偃姓，咎繇（即皋陶）之后也，春秋时楚灭之。”

日月当空，峰峦矗立，江河泻地，平原迤逦，这样的情景，是皖江一带的真实写照。在古人看来，大自然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秘的、圣洁的、令人崇敬的，包括它们的形状、习性以及拥有的力量。日月星辰是这样，风雨雷电是这样，山川河流也是这样。一阴一阳之谓道：天为阳，地为阴；火为阳，水为阴；山为阳，水为阴；白色为阳，黑色为阴……这样的阴阳组合，神秘莫测，也就构成了世界的千变万化。有山有水的地方，必定有一种独特灵性——山之阳让人沉稳，水之阴给人灵性。山峦崇高挺拔，俊秀朗逸，生长一切——云出于岫，水出于谷，鸟兽出没山林中。伟岸的山峦，必然有力大无穷的山神主宰，人们因此路过大树、大石、山洞都会很虔诚很恭敬，从不敢高声喧哗。古皖文化的核心，就是对山的敬重与崇拜。虽然半是平原半是山区，不过山一直起着一种威慑的作用，它就像男人，让人敬畏，也让人爱戴，有着定海神针的作用。山的坚强和有力，会不知不觉地渗入人们的内心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地方的思维和性格。如果一个地方有山有水，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在内心之中，同样也是有山有水的。

水是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内容，她们柔美而秀丽，恣意而暴虐，同样也是神灵的体现。居于水边，水的特质同样会渗入人的习性之中。滔滔的江水边，通常都是这样的场景：太阳高悬，笔直的芦苇迎风摇曳，荷花绽放，浮萍如野草疯长；水汪汪的沼泽地里，水蛇在苔藓上悄无声息地游动，有野鸭没入水中，白鹤张开巨大的翅膀扑啦啦地飞向蓝天。生活在水边的人，最熟悉的，是氤氲的水汽，是秋天里凉爽湿润夏天里闷热难耐的气息；居于水边的土地，也有着某种潮湿的腥味，那种如水安定不急不躁的气质；同样有着潮湿气味的还有水边的村庄，往往由粗大的香椿树或者苦楝树起头，迄迤着废墟般破旧悠长的小街，一直延伸到水边，在某一个渡口画上了句号或者破折号。水面一切都是风景——习习谷风，雎鸠黄鸟，静女其姝，在水一方……在水面，一切物与人都有点如诗如画的意味了。当然，还有更生动的画面，那些见到水就兴奋的渔民，不管男男女女，逢到捕鱼之时，欢快、惊叹、兴奋和失落都写在脸上，表现在身体上。那样的生动就像水本身，那真是千姿百态万般变化的。

有什么样的地理、什么样的环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而文化沉潜于人的细胞和思维，就形成了集体人格特质。山性是什么，就是厚重，就是沉稳；水性是什么，就是轻灵，就是聪明。居于水边的人相对富有灵性，更富有智慧，也更热爱生活。这里的人，更喜欢江边流行的纯朴欢快的乡野小调，更喜欢识字和画画，更喜欢喃喃念佛满脸忧伤，甚至，更喜欢男欢女爱……比较起北方的粗砺和混沌，这里的人对欢乐，对失落，对年老体衰，对死亡将至，对情爱和痛苦更为敏感，对无限的追怀和亲情更为重视。尽管身处艰难困境，那种坚韧和不拔却始终如一，生活踏实，做事严谨而认真，很少能看到这一带有做事浮夸、如花花公子一样挥霍钱财和生活的人。很多人的一生无比艰难，但他们却一直坚韧地负重爬坡如履平地——他们始终拥有的，是一种平静的态度，可以说是认命，也可以说是坚韧。这一点就像水，虽然也有激情满怀的时候，但在大多数时间里，却是那样波澜不惊，那是因为他们能容纳很多东西。

不要简单地理解皖江一带人的“水性”，水性是明摆的，不过明摆的水性之中，却暗藏着火性——那是“水中有火”“水中生花”的特质。很少有人会想到，皖江这一块地方，竟是“火神”祝融最初的家呢——无极生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南方属于火，东方属于木，北方属于水，西方属于金，土掌管中，协助金木水火的平衡。很多年前，对应五行之说，在中原大地上，有五座山岳司掌金木水火土——西岳华山司金，东岳泰山司木，北岳恒山司水，南岳衡山司火，中岳嵩山司土——那时的南岳不是现在湖南的衡山，中原文明的脚步尚没有跋涉到湘江之畔，南岳就是现在的潜山也即天柱山。湖南衡山被册封为南岳，是在隋文帝杨坚时代的事。潜山成了五岳之一，自然也有了相关的宗拜和祭奠。早年的《尚书》《周礼》《礼记》等典籍记载，从商周时起，帝王们即热衷于祭祀五岳，把这项盛大的仪式作为国家大典。当年汉武帝刘彻自江陵浮水长途东下，溯皖水而上，就是为了朝拜南岳衡山（天柱山）。汉武大帝是想从与山的内在沟通中，得到上苍的力量。也因此，南岳天柱山自然成了火神祝融的道场。按照传统的说法，祝融原名重黎，是黄帝手下掌管火的火正官，被黄帝派到天柱山（古衡山）担任司徒一职，死后也安葬在天柱山。《山海经》记载：“南方祝融，兽面人身，乘两龙。”据说当年的天柱山一直建有赤帝大庙、火神庙、南岳庙、祝融店等。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也由于冥冥之中的认定，皖江一带生活的人，似乎不像下江人那样柔弱温顺，理性清明，而是暗藏着某种火的特质：剽悍、倔强、执拗，内敛中暗藏着极度的刚强。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就是，皖江一带的男人，不完全是老实憨厚的董永，他们也可以是倔强执拗的陈独秀；或者说，表面上是董永，骨子里是陈独秀。这一块水汽漫漶的地方，就这样潜伏着某种“火气”，明为水，暗为火，有不屈的灵魂和思想，像火一样星星点点。它们甚至会在某一时刻铺天盖地地燃烧起来。火中有水，水中有火，是皖江一带独特的底蕴。

给皖江一带注入另一种特质的，或者说，如雾霭和音乐一样渗入皖江骨血的，还有佛教与禅宗。追究起来，禅宗与佛教，在这一带流传久远，禅宗自北朝“灭佛运动”，就转移南下，从二祖慧可起，禅宗就自北而南弘法，地处皖江北部的天柱山，正好承接了这个转移。也因此，风景华美的天柱山成了一座有佛缘的山，它先后接纳了禅宗的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在这里弘扬佛法。佛教文化的注入，给了这块土地以极大的开智，也给皖江人的思维方式和人格特征以某种改造。这一片土地的人，往往有最贴近事物本身的思维，在温柔敦厚载道载物的同时，也能够放下观念，拈花一笑、妙悟真如。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为“中国中世纪百科全书”的方以智，方以智的渊博和深邃，与其说是他苦学敏思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寻找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从而轻而易举完成了与这个世界的真正联结。这种着力于打通的思维方式，明显是来源于佛，那是一种“放下手指，直入人心”的思维方式——当然，这片土地的“物华天宝”，它使得各种思潮和文化得以发扬光大：佛教在这里积薪传火，儒教在这里得到弘扬，道教同样也在这里潜伏夜行。各种各样的文化，在这一块来来往往的通途之地，像水滴一样渗入土地，像雾霭一样渗入空气中。这一块本来就人杰地灵的地方，在得到如此这般的内修外炼之后，成为儒、释、道集体起舞的道场，儒释道三教在这里如植物一样葳蕤生长。如此这般的交织，使得这个地方人的智力水平大大提升，丝毫不输于任何文化发达地区。这一点，从安庆一带自古到今的教育水平就可以看出，很少有读书读得过安庆人的，也很少有考试能考得过安庆人的。

当然，从社会发展和历史地理角度来说，移民文化对皖江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它为皖江一带注入了另外一种气质，那是一种骨子里的漂泊精神，是那种四海为家的果敢、适应、积极和融入。从历史上说，皖江一带的人口流动一直跟水一样漫漶无常、来来往往。早期生活在皖江的，是有巢氏氏族公社的后裔。在此之后，南北交际的皖江一带无疑成了一个中转站，由北方南迁的中原居民，多在这里暂时落脚。频繁的战乱，又使得这里的居民像候鸟一样迁徙飞行漂泊四方。尤其是元末战乱频仍，红巾军在这里起义，以及朱元璋在这一带大战陈友谅，安庆乃至皖江成了兵燹之地，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使得皖江两岸大批居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渺无人烟。这样，朱元璋称帝之后，从饶州和徽州迁徙了数十万户来到江北的这一块地方。那时候的饶州和徽州，生活相对富庶，文化相对发达，曾涌现出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陆九渊、朱熹、文天祥等一大批杰出人物。饶州和徽州移民的大量迁移，使得皖江一带的民风有了很大改变，这里更崇尚读书，也更崇尚文化了。虽然安庆一带在移民后的短时间内没有产生突出的文化人物，不过初来乍到的移民们一直试图与这片土地磨合，从日月星辰中汲取气韵，从土地和空气中吸取营养，同时注视着内部的变化，积蓄着身体和大脑的能量。这种气韵、营养和能量慢慢聚集，终于在二三百年后的明末清初修成了“正果”，造就了安庆地区的“物华天宝”，一批杰出的人才开始涌现，比如方维仪、方以智等。在此之后，这个地方的文气开始氤氲喷发了，出现了人才辈出的局面，最令人称道的，是清朝时以整体形象出现的“桐城派”——方苞、方东树、姚范、姚鼐、姚莹、张英、张廷玉、戴名世、马其昶、吴汝纶等。在这些人当中，除了方氏、姚氏出于明以前的安庆土著，其他人都是数百年前移民的子孙。这些，都应该看作是移民文化对这块土地的影响。

从气韵上说，这一片土地仍是南方。虽然她不是烟雨江南，但就氤氲的地气而言，她一直是混沌的，是曲折的，是细致的，是紊乱的，是飘忽不定的。她拥有某种不可觉察的南方精神，这种南方精神表现在人身上，使得他们往往带有入世和出世的双重基因：一方面是内向的、精明的、理性的、务实的；另外一方面也有着理想的倔强、超越现实的执拗，以及飘忽不定的浪漫。从历史和人文的角度来审视的话，这一块地方先后受到吴国、越国、楚国的统治，早期受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影响较大。秦统一以后，各地区间联系加强，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学思想南下，皖江的上空，不可避免地被笼罩。南宋以后，相邻的江西、徽州地区经济、文化，以及人的流入，又使得这一带不知不觉渗入徽文化的因子。而到了近代，安庆位居长江中游的位置，由于较早的开放，又不自觉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让它拥有某种现代的城市精神。一直以桐城派弟子自居的曾国藩，居于安庆时创立了安庆军械所，研发了中国第一代小火轮，并下水。这一事件，似乎更有某种安庆人做事的风格，那就是文化上的保守与具体事务开放的矛盾，以及在此之上的和谐相处。同样可以佐证的，还有曾门弟子桐城人吴汝纶，一个老派的文人身上，却有着新锐的思想以及务实的追求，而他的生活方式，又是那样的传统。吴汝纶完全可以说是现代安庆人的代表，以至于我们能从很多安庆人身上，看到他的影子……这是一种矛盾，更是一种矛盾之上的和谐。这一块地域，以及这一块地域上的人，就是这样显示出他们的复杂性来，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说不清道不明，有时它并不和谐，矛盾着、冲突着、纠缠着，但从总体上来说，又是一个整体难以分割，其中蕴含的复杂程度，远远不是我们用语言或者文字表述得那样简单直观。文化一直是无形的，它就像高悬于天空的云彩，变化莫测神机难断，而它的影响，似乎又不是那种一一对应，而是模糊的、大而化之的，是无形的对照、影响和渗透。好在这一块地方是如此包容，也富有开放和务实的精神，这使得总体上这个地域，虽然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但在骨子里，仍然灵性十足、生机勃勃，具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假以时日，必定如当年的“桐城派”一样爆发。

文气氤氲，漂泊精神，以及由土地里衍生出的倔强、努力、吃苦耐劳，构成了安庆一带的总体气质。这得益于火，也得益于水，得益于水与火的交融，更得益于无处不在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