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酒给这个世界带来如此美妙的感觉，那就喝吧。
这片土地上，生长最多的，就是跟药和酒相关的奇人了。这个“奇”，就是奇谲而不落俗套。古往今来，属于淮河岸边的这一块地方精气勃发、鬼魅异常，极具创造力和蛊惑力，那些奇人异士、英才贤能，也一个个携着天光紫气争相诞生。
在这些奇人当中，将药与酒的精神结合得最好的，就是曹操了。曹操不仅仅能够打仗，还能写一手苍劲雄浑的好诗。他的诗，始终洋溢着一股浓烈的酒气：“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梅煮酒论英雄”——由此可见，曹操是喝酒之人，而且还很好酒。是酒，给了曹操虎胆龙威。
除曹操之外，将药与酒的精神上升到艺术层面上的，就是“竹林七贤”以及魏晋南北朝的一班知识分子了。
按照现在的分类法，“竹林七贤”应属于“文学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一群高蹈有趣的读书人。在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做着朝廷的官员，拿着不算太丰厚的俸禄。比较而言，这一班人，算是中国历史上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了。当时的中国文化尚没有通过科举来选拔文官，这使得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也比较有个性。这些人故意张扬自己的个性，以期吸引当权者的眼球。当然，对于“竹林七贤”来说，之所以特立独行，最根本的原因，是那种非主流的世界观侵蚀到他们的体内，在他们眼中，乱世之中的暴戾政治完全是对生命自由的扼杀，而他们就是要在短暂的时间里，让生命的火花灿烂地燃烧起来。
这些人对现实是不满的，也是疑惑的。他们狷狂处世，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提着药壶，在酒与药的迷幻中，寻求生命的慰藉。药与酒，不仅主宰了他们的身体，也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吃药可以成仙，而仙，是可以俯视俗人的，也因此，他们有精神上的优越感，也有狂放不羁的浪漫情怀；至于酒，则让人气壮如牛，置身于短暂快乐，忘却诸多烦恼。在“竹林七贤”中，除了嵇康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刘伶，刘伶是现在的安徽颍上人，曾写过一篇 《大人先生传》，在他的笔下，大人先生终日与酒为伴。刘伶是把自己的理解附会在大人先生身上。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如此枯燥乏味，只有在酒的浸淫下，才变得有滋有味。如果没有精神层次追求的话，刘伶实属纯粹的酒徒加狂徒，他整日沉湎于杯盏之中，经常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他经常在屋舍里脱去衣服，赤身裸体地走来走去。别人看见了加以讥讽，他却说：我把天空和大地作为屋宇，把房舍作为裤子，诸位先生怎么跑到我的裤裆里来了？刘伶的言语透露着一股浓浓的醉意，当中自然少不了不可救药的佯狂和自恋。
我一度对于 “竹林七贤”包括后来的“魏晋风骨”诧异不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一改之前的“温良恭俭让”，突然整体性地跃入狷狂呢？后来我明白，这一巨大的变化，其实有深刻的思想背景。儒学发展到东汉阶段，在思想深度上一直没有突破，已陷入一种僵化的格局。这个时候，外来的宗教和文化正好进入。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以及西域文化进入，宛如打开一只“潘多拉的匣子”，那些平日里一直沉没在中国文化谷底的问题，一个个浮起，呈现在人们面前。儒学的温柔敦厚、载物言志，在如此这般的拈花一笑、妙悟真如面前，几近无所适从、目瞪口呆。当生、老、病、死、来生之类的人类命题第一次作为巨大的疑问悬浮在人们面前时，传统的君子之道顿显羸弱无比。那些平素的君子们在精神的重压下不堪重负，只有喝酒、服药，以及百无聊赖地清谈。他们一厢情愿地诠释人生，与生俱来的幻灭感，从未如此赤裸裸地暴露。
在这种情况下，阮籍、嵇康、何晏、王弼等等，决意疏离这个世界就可以理解了。他们选择药与酒，选择清谈和玄虚，选择自恋和恋物等方式，明显就是为了个人内心最大限度的释放，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活得更有意义，才能最大限度地了悟生死、寻求解脱。现在看来，所谓的魏晋风度，更像是一场才艺的集中展示，一场似是而非的行为艺术，一场狂乱的哑剧表演。这种方式，与佛学的教义早已南辕北辙。但就是这种自由的抒发，丰富和改造了自周以来的审美观，给中国文化的审美视野带来了新的拓展。从此之后，中国文化的审美理念中掺入了自由的因素，那种要求人的解脱，要求个性张扬的观念慢慢地渗入其中，使得中国艺术走上了一种空灵、高远、剑走偏锋的路子，生命在很多时候变得艺术化起来，精神也更具有象征的意味。这样的走向，对于一向忽略个人价值的中国文化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魏晋风骨以及“竹林七贤”，阴差阳错地唤醒了中国人心中的那一点天真和纯朴，也使得中国文化有了自己最大的特色——空灵。
到了五代时期，亳州出了“高人”陈抟。陈抟同样集酒与药于一身。在酒方面，传说陈抟曾经在淮河支流名河边上，用水和粘谷等，制造出一种活血化瘀、通筋活络之酒，不仅能饮，也能药用，陈抟用这种酒治好了不少人的病。传说陈抟还是一个醉仙，特别善饮，有时一饮之后，竟“大睡500年”。
对于陈抟，正统的史书评价一般都不太高，事迹也很潦草。但在亳州民间，陈抟却家喻户晓，有着很高的地位。这样的结果，还是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国民性有关。中国的民间文化热衷于有强烈戏剧意味的传奇，热衷于“怪力乱神”。这一点，跟正统的儒学一直相悖。陈抟的故事还充分暴露了中国文化的双重性和矛盾性：凡是正统看不上的，老百姓往往格外喜欢；凡是老百姓喜欢的，正统往往又会视而不见。
亳州，就这样，不可避免地跟药与酒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