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潜在因素，也应是瓦屑坝替代故乡成为符号留存的重要原因。

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惯和常理来推论，对于那些迁徙的移民们来说，是不应该忘却自己家乡的。不仅不会忘，还会世代相传，或作文，或留存家谱，或口口相传。如果那些迁徙至异乡的移民们，无论著作、家谱或者传说都没有提及自己真正家乡的话，那么，这当中一定掺杂了其他因素，多半是受到了蛮横力量的干扰。

专制和高压政策是主要的——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恩威并施，严酷杀戮的同时，道德教化和道德建设更史无前例地渗透到田间地头：孔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读书人必须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乡村定时有老人宣讲圣道。在朱元璋看来，政权巩固的根本，是强行实行全民教化，用大量的血淋淋的案例来警示官员和百姓。朱元璋亲自制作《大诰》和《皇明祖训》，印行数千万册，“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将道德教化和血淋淋的案例结合起来，向全民宣讲。比如在《大诰武臣》中，朱元璋讲了自己如何以奇特的方式处置一名违法的武官：

有一个受了冤屈的人，进京控告指挥李源。平阳的梅镇抚，受李源的委托，在半路上拦住这个人，不让他去告。事发，我判把这个梅镇抚阉割了，发与李源家为奴。

《大诰》里还夹杂大量的说教，比如《续编·申明五常第一》：

今再《诰》一出，臣民之家，务要父子有亲；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义，务要夫妇有别，邻里亲戚，必然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亲，罔知君臣之义，夫妇无别，卑凌尊，朋友失信，乡里高年并年壮豪杰者，会议而戒训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壮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状者，具有律条。慎之哉，而已从之。

色厉内荏进行教化的同时，朱元璋还不忘树立正面典型，表彰先进，先后树立了王升、王兴宗、陶后仲、隋斌、王平等数十名廉政典型，对他们加官晋爵，大加封赏，并且编印了《彰善榜》《圣政记》等宣传材料，广为宣传他们的事迹，对社会风气加以引导。朱元璋强行推行教化的力度，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也是明朝树立牌坊比任何一个朝代都多得多的原因。

严酷和严密的控制体系，也是移民们噤若寒蝉的重要原因。道德教育的同时，朱元璋在全国推行一套极有创意的引凭制度，这套制度将身份证、通行证、许可证、各种执照之类熔于一炉又分别打造，对于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活动方式和范围做了严格甚至是严厉的规定，比如，商人行商必须有“商引”，也就是许可证，无“引”以奸盗论处；贩盐须有盐引，卖茶须有茶引，无引以走私论，处死刑；百姓外出需有路引，凡百里之外，无官府发放路引者都可擒拿送官，告发、擒拿者有奖，纵容者有罪；凡行医卖卜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人民出入作息，必须乡邻互知。有行踪诡秘、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者，皆“迁之化外”，也即流放到边远地区；藏匿者同罪；对于此类人士，允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拿其到京重处，若坐视不问，一旦作奸犯科，上述人等全部连坐；百姓邻里必须互相“知丁就业”，也就是说，凡成年男子，各人从事何种职业，每人现在何处高就、怎样谋生，必须彼此知晓，否则人们可以以奸人也就是坏分子论处报官；农民则被要求“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也就是说，农民只允许在一里地范围内活动，早出晚归，何时睡觉，何时起床，必须相互知道……至于帝国的那些刑罚，更是恐怖得让人谈之色变，除了笞（鞭打）、杖（棍打）、徒（监禁）、流（流放）、死（处死）之外，更为恐怖的是：刷洗，将不断沸腾的开水浇在人体上，然后用铁刷子刷，直到剩下一具骨骼；秤杆，用铁钩将人心窝钩住后吊起示众，直到风干；抽肠，于肛门处将人的肠子抽出，直到掏空内脏；锡蛇游，将熔化的锡水灌进人口，直到灌满胸腔……

完全可以想象明王朝乖戾严酷政策给社会带来的恐怖了：国家演变成一个大型集中营；社会演变成没有弹性、高度刚硬的板状结构；告密者如蚂蚁一样遍布，他们是锦衣卫、东厂以及无所不在的“小脚侦缉队”。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被分割成无数个独立单元，相互间只剩下提防和警惕，沦为单纯的生产和生殖机器。朱元璋时期，这个国家已经和牧歌、田园诗之类不沾边了，以至于现在，我们几乎看不到这个时期稍有情趣的诗文，它们全被扼杀在子宫里。一片荒芜的大漠之中，是很难呈现出绿色的。

写到这里，应该说，瓦屑坝的真相意义，已变得很清楚了。对于那些移民来说，除了暴虐的政策制度，那种无处不在的严酷的宗法制度，以及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也是让他们感到胆战心惊的重要原因。虽然明王朝有关移民的一些具体规定，现在已不尽知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就明王朝这个极端暴政和严酷的朝代而言，对于那些新迁入的移民，肯定会有强大暴虐的规定相伴随。从一些文稿和家谱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某种真相的流露，比如曹县《魏刘氏合谱》就这样记载：“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法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魏氏、刘氏）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魏姓和刘姓，铜佛为记。”以此管窥的是，当时的《移民条律》中，对于一些东西的规定，是很细致也很严酷的，如果连姓氏相同的移民，都不能居于一村的话，那么，不能提及自己的家乡和来源，就更不显奇怪了。也因此，你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移民们面对的残暴。

如此天空之下，那些异地他乡的移民们，哪里敢提及自己的故乡呢？对于自己的来历，他们会噤若寒蝉，唯恐提及一字。只是当月明星稀之时，才敢根据星辰的位置，辨认一下自己的故乡；或者大胆地回忆那一片云彩下的人和事。他们从不敢公开提及自己是哪里人，来自哪个地方；或者，只是含含糊糊地提一下自己的大致来历，比如说从山西南迁的居民，只敢提及的，只是中转站那棵硕大的槐树——“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故乡就这样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它离移民越来越远，也越来越模糊了，它就像天边的月亮一样，缥缈着，悬挂在半空中。

瓦屑坝也是如此。它是安庆和江北人心口上的朱砂痣，也是床前碎碎念的明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