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焰文集卷二 散文随笔精编风掠过淮河长江
赵焰文集卷二 散文随笔精编风掠过淮河长江
赵焰
本章字数: 7601

那么,智慧的管仲在齐国到底做了些什么,从而使得这个地处海滨、偏僻又狭小的齐国,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大国的呢?

中国文化向来是喜欢贴标签的,比如把谁看作儒家,又把谁划为法家;或者把什么归结这个主义,又把什么纳入那个思想……好像标签一贴,万事皆成似的。然后,就按标签所贴,用一种僵死的概念来诠释,根本不愿意尝试顺着事物的纹理和规律去探索。这样的方式,使得人们在研究管仲时碰到了难题——这个来自淮河岸边的人,他的思想和手段到底归于哪门哪派呢?他的主张似乎兼有各家的影子,又似乎不专属哪家——他尊重人性,道法自然,像道家;提倡道德,讲究秩序,像儒家;重视法治,刑律严酷,像法家;同时,他在用兵上神出鬼没,法无定法,又像极了阴阳家……也正因如此,任何一派都不好意思将管仲奉为他们的祖师爷或者纳入他们的范畴。

管仲治理齐国的方式和手段,同样给人们带来诸多疑惑。管仲所做的一切,根本就是“无门无派”——相比孔子,以及后来的孟子,管子的思想一点也不具有浪漫的成分,也没有理想化的成分,他很少提一些纲领,不像儒家那样热衷说教;他似乎从不按规矩办事,就是如商人般唯利是图。管仲的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国家的稳定与秩序,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伦理,都必须建立在国富民强的基础上。要想实现这些,就要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赚取钱财,积累资金……这些,在当时,乃至后来的中国文化的主流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事。

让人们无法把握和首肯的还有管仲的私德,以及他做事的方法和手段。在人们看来,不仅仅管仲弃公子纠而投公子小白,算是道德上的一个污点。而且,管仲为了齐国的强大,可谓心机用尽,手段用尽,而且很多手段,都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的。比如:管仲为了鼓励商业,竟在淄博设立了七百处“女闾”,也就是妓院。这样的方式,又让道德保守的儒家“瞠目结舌”了……如此情境之下,也难怪管仲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了。

管仲就这样成为一个让人费解的人。其实哪有什么费解的呢?在很多时候,认识上的隔阂与框框纯属“庸人自扰”。现在看起来,管仲的执政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尊重天地,尊重人心,尊重人们的需求,也遵循人们的欲望。这当中有道家的成分,也有浓郁的民本主义的思想。管子的出发点是“与俗同好恶”,其实就是按照市场的规律来办事——既然人性当中皆有“求利远害”的自利之心,为什么不因势利导以人心的走向来制定国家政策呢——这样的方式,似乎又有点民主社会以及现代经济的影子。不过,管仲所做的显然又不是放任不管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相反,他的政治经济措施不仅具体,而且严酷,比如强制推行“四民分业定居”政策,使士、农、工、商各归其所,聚居一处,世代相传;不准百姓随便迁徙等。这一方式,又具有强硬的国家管理模式——从这一个概念上说,管仲又像法家。至于提倡道德,对农民推行减税政策,有效地保障农民利益;在军事上不主张滥用兵力,奉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又跟后来孟子大力提倡的“王道”有几分相似。显然,这又具有儒家的成分……现在看起来,当年的管仲就像是武术中的“自然门”,他是无门无派的,他的一招一式,都是从具体情况出发。他不是儒,不是道,不是法,不是墨……他什么都不是,但管仲所做的,似乎又带有这些门派的影子,他只是根据对手的情况,每招每式,都能击中要害。这样的方式,实际上就是最切合实际的方式。

后来,孟子把儒家学说的核心归结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细细地分析管仲在齐国所做的,也可以看出,其实对于管子来说,他人生最大的目标,也就在于此,尤其是治国和平天下。如果将管仲的主张和行为加以概括,就能看出,管仲同样在探索“王道”的精神,他的“王道”,就是以富国强兵、社会自由、人民安居乐业的方式,来达到治国的目的。管仲最著名的话就是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这一句话可以看出,管仲其实也是很讲道德和礼节的,只不过在他看来,只有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伦理道德的秩序才能实现。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老子在《道德经》中的一句话,话虽然说得有些满,但道理似乎真的是那么回事。管仲虽然没有说过类似安宁的话,但他治理齐国,也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的,类似的心得,肯定会有不少。有可能读着老子字句,管仲还会会心一笑呢!老子没机会实现他的济世理想,就背着包裹,骑着青牛出关去了。而就管仲来说,他有了一个机会,使得他的济世情怀得以实现。换句话说,管子就像是老子的现实版,是一个兢兢业业克己复礼的老子,是一个将思想从半空中拉回到现实中的老子。按照我的理解,管仲的思想完全暗合了老子的“道”与“德”。他所做的,就是在“道”与“德”的总纲之下,制定法度,判别是非,公正赏罚,以公正和不偏不倚推动社会的进程。“政之所在,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管仲这一段话的中心意思,跟老子的《道德经》不谋而合,看得出来,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参透天地,然后寻找合乎天地民意的手段。

当然,就管仲的手段而言,谋略和权术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不过,就管仲那个时代而言,无论是他的权术也好,谋略也好,不择手段也好,还是有着大气象和大胸襟的。并且,靠着这样的大气象,管仲架构起了一个大国的管理格局。这种由谋略的广博和心机的深刻而发散开来的大气象,对于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只是到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权与谋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变得越来越扭曲变形。汉武帝时代,阴鸷的权谋和善变已经让人感到心惊胆战了,只不过那时的权、势、术还支撑着国家的强大;到了三国时代,曹操可以说是将权、势、术运用到登峰造极的一个人,同样值得庆幸的是,有着分裂人格的曹操还能尽显韬略,拥有一腔热血和天地情怀,这些,还能稍稍弥补一下手腕的毒辣吧。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权术和谋略已明显是一柄双刃剑了,每每出鞘,让人胆战心惊。而当社会普遍拥有着这种制胜权谋,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心思不再干净的时候,中国文化从总体上已显得不太健康了,它缺乏足够的元气去挣脱泥淖,也没有清澈的形而上去濯洗。当政治的核心被越来越多的权谋、谋略、权术占据之时,哪里会有善良和清明呢?整个政治,必定堕落为一块腐烂恶臭的沼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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