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中，司马迁是这样评价刘安的——“欲以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这一句话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想用暗中做好事来抚慰百姓，传播美名于天下。”一个人，有取悦天下百姓的想法，怎么说，也不是一件坏事吧？由此也能看出，刘安并不是一个泛泛之辈，而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高蹈之人。

刘彻即位时，年十六岁，刘安当时三十九岁；刘安去世那一年，五十八岁。也就是说，汉武帝刘彻与淮南王刘安之间，相安无事了近二十年。刘彻最后逼迫刘安自杀，说法是因刘安想谋反。刘安是真的想谋反，还是汉武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按照我的看法，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或者，即使是刘安想谋反，也是汉武帝刘彻逼迫后的无可奈何。

对于淮南王刘安叛乱，被汉武帝刘彻削藩革职，最后被逼自杀一事，除《史记》之外，《汉书》《后汉书》以及后来的《资治通鉴》等，对这一段历史都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叙述得比较有道理：建元六年，刘安曾上书汉武帝，列举了连年战事对民众所造成的疾苦，力劝汉武帝不要以派兵征讨的方式解决闽越问题。汉武帝时代，战事频繁，不仅国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人民也深感痛苦。刘安的这一次上书，明显地得罪了刚愎自用的汉武帝。可能就是从那时起，刘彻盘算着要在适当的时机，对这个指手画脚的叔叔动手了。

除了刘安的冒犯，刘彻动手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体制，导致了作为中央集权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必然与封藩国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和权力争斗——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明显地感觉到诸侯国对自己的二心，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已存在控制的危机了。武帝之前的文帝、景帝也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制度模式，将更多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权力的争夺总是你死我活的，前朝汉景帝采取的削藩制，就因为没有控制住局面，诸侯纷纷起兵逼宫，汉景帝不得不让晁错当了回替罪羊，暂时平息了各路诸侯的愤怒。

这是一场注定要来的暴风雨。虽然刘安一直悄悄躲藏在八公山中，但暴风雨还是说来就来了。只要权力在手，胜利和安全的天平就会向自己倾斜。对于汉武帝刘彻来说，从他登上皇位的那一天起，他就明白，自己最大的敌人，不是北方的匈奴，而是自己的同宗。汉武帝推行“推恩令”，刘安磨磨蹭蹭地想软抗，当然会引起刘彻不满。终于有一天，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杀鸡是为了吓猴，只要刘安倒了，自然就树倒猢狲散。这样，与其说是淮南王刘安谋反，还不如说刘安被逼梁山，走投无路。以刘安的智慧和能力，如果存心要造反，哪里会如此磨蹭，又如此优柔寡断呢？

杀人与专制，就像一对连体兄弟，哪有专制不草菅人命呢？在专制体制中，杀人，都要成为一种艺术了——夺取江山之时，是面对面地摆开阵式厮杀，血流成河，人尸如山；取得政权之后，新一轮的自相残杀又接踵而至：杀功臣，杀伙伴，杀自己的同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谋杀、冤杀、自杀、误杀，有明火执仗堂而皇之地杀，有背后捅刀地杀，有杀人不吐骨头，有“三桃杀二士”天衣无缝地杀……还有借刀杀人，隔山打牛……千百年的专制历史，鲜血浸透了厚厚的典册，都可以说是“杀人”。这样一轮又一轮地杀，直杀得腥风血雨，直杀得“沉鱼落雁”。如果认真地总结起来，这同样也是一部“三十六杀”，凡是“三十六计”所阐述的，都可以用来杀人，而漫长的专制制度，就是将杀人这门艺术运用到登峰造极的楷模和样板。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淮南王的刘安，终究难逃一死。五十八岁的刘安，在遭到了废弃之后，只好长叹一声，于八公山上，魂归故里。也可能刘安在淮南国的口碑不错吧，人们不忍心面对他的死亡，纷纷传说他在八公山上饮药升天——这，也是“鸡犬升天”成语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