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24日至25日,毛泽东在天津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通称天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和华北、东北一些省委领导人。
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讨论1960年国民经济建设、城市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工农业生产、教育、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等17个问题。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邓小平主持了17个问题的讨论会,并就讨论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汇报时,毛泽东根据讨论情况,对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农业问题、工业问题发表了意见和看法。他表示,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很值得注意。他说:“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至于农业问题,他则说:“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说到1960年钢材分配情况时,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很感慨:“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么一点。”
汇报中,邓小平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他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十分赞成这个意见。
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到了主要矛盾问题。他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最后他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
25日上午,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指定,主持这次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化”、“城乡公共食堂普通化”等十七个问题。在讨论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问题时,邓小平作了关于《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为什么邓小平要强调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因为当时我党内外将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庸俗化的倾向和做法越来越严重。林彪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起,便大搞形式主义,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大肆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在如何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庸俗化、实用主义的提法。例如,他提出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鼓吹学习毛泽东著作是走“捷径”。他还把“老三篇”、“老五篇”同毛泽东其余大量科学著作割裂开来。随着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被神化,个人崇拜盛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度被破坏,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实践中无法得到很好的贯彻,从人们的日常思想到党的理论都开始脱离实际。
针对这一倾向和做法,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提出了应当“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认为,当前在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良倾向:“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他强调:“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他表示,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在邓小平看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二者同样重要,应避免在学习过程中把二者割裂开来。
针对当前有些同志提出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问题,邓小平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的发展。所以,不能只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否则人家问你研究帝国主义以哪个著作为纲,你怎么答复?扯不清楚。当然,对帝国主义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有发展,例如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了。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
邓小平强调指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央已经发了一个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
邓小平还就毛泽东与中央这个集体的关系发表了看法。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是中央这个集体的一分子,是中央这个集体的代表人,不能割裂毛泽东与中央集体的关系,但也不能将毛泽东置于集体之上。他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毛泽东同志是尊重集体领导的。他昨天讲,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乎实际就站不住脚。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去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
在会上,周恩来赞同邓小平对报刊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庸俗化的批评。
天津会议期间,还谈到要加快准备纪念列宁诞辰的反修文章。这个事情是在一月上海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要隆重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利用这个机会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了的问题,等等,进行阐述,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会后,加快了文章的起草工作。毛泽东十分重视文章的起草工作,亲自审阅《列宁主义万岁》,并提出修改意见。在邓小平主持下,《列宁主义万岁》、《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三篇文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分别在4月20日《红旗》杂志,4月22日、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