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这次讲话，他主要是讲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

随着邓小平的二次复出，从1975年年初开始，就注定了这一年的不平凡。毛泽东希望邓小平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根据这一指示，邓小平在1975年开始了全面整顿。从军队、铁路、工业等方面开始，并取得一定成绩后，邓小平随即把目光投向党的整顿。

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成长历程中的课题。在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它又有着特定的内容。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说：“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推动了1941年至1944年开展的整风运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整风运动使全党空前团结，起到了端正广大党员干部革命方向的作用。它为党的建设明确了几个基本原则，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自力更生。邓小平在评价此次整风运动时说：“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

党风与人心向背息息相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党风能在根本上影响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物质上造成了重大损失，财政赤字严重、人民极端困苦，使人们对国家、对党失去信心，当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时时担心是否会遭受迫害的时候，拿什么来谈国家的凝聚力！

这次谈整顿党的作风，邓小平还是从毛泽东的指示出发的。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文化大革命”九年，中国的情况的确可以用邓小平的话总结为：内外交困。不认真搞好国际关系，导致外交上空前孤立。倒是把“认真”这二字用到了“造反”和“武斗”上，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生活极端困难的中国人民开始对原本坚定不移的信仰产生怀疑。一大批老干部被革职、批斗，党组织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指出，要把受运动伤害的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而现在需要调动的则是党内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认为：“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

党的优良作风是什么？毛泽东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报告，根据这一报告总结概括出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邓小平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那时是整顿三风：一是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二是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三是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在这一系列党的原则中，反对宗派主义，也就是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是很重要的一条。‘三要三不要’中讲团结，反对分裂，与延安整风时反对宗派主义是一个精神。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

延安整风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把全党团结起来。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指出：“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各方面的红军，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形成各个山头，那是自然形成的。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也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

毛泽东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邓小平特别提醒要注意反对派性，他说：“徐州有那么几个人，就把共产党的市委打入‘地下’，这是什么专政？是派性专政。这根本谈不上什么安定团结。”

邓小平认为，那些坚持搞派性的只是少数几个人，95%以上的人，包括跟着闹派性的群众，是厌恶派性的。“只要把问题讲清楚，群众觉悟了，看清了那些坚持闹派性的人的真面目，就不会跟他们走了。”他说：“闹派性的人大部分是可以教育过来的。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群众中的派性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当然，这中间要有必要的斗争。”

徐州把党的市委打入“地下”并不是个例，“文革”中还有一些老干部被以各种罪名撤职、批斗。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是，1967年4月4日，江青操纵“造反派”在中南海揪斗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抗议说：“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国家领导人都被“拉下马”，这样的行为和举动使党的威信大大降低。中央都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地方了，好多地方的党组织名存实亡，甚至不复存在。

邓小平在讲话中也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首先要认识到当时的问题所在。在“文革”的第九个年头里，中国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邓小平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他指出：“许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来解决是不行的。在座的许多同志参加省里的工作，希望你们经过学习，通过自己的工作，把省委的领导建立起来，使省委说话有人听，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做到一不是软，二不是懒，三不是散。”

省委领导会不会犯错误？邓小平认为，那是可能的，甚至肯定会犯。他说：“要求省委每一件事都做得完全对，都那么正确，是不可能的。要允许他们犯错误，改正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他们。中央批评他们也是为了帮助。要维护省委的领导，帮助省委建立威信，使省委对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各项工作都能够领导起来。省委坚强了，敢于领导，就能帮助地委、县委。这样，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最近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都讲了加强党的领导问题。我们全党都要做这个工作。”

在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中，邓小平从来都是“敢”字当头的。这番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邓小平始终强调把安定团结作为我党和我国的最高利益，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国民经济才能搞好。他的这次讲话，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党风建设的实质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经济发展这一大局服务。

全面整顿，集中反映了与“四人帮”的斗争中，邓小平为中国的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努力。特别是在整顿党的作风上，尤为突出。可以说，整顿党的作风，并不是单纯地改善党组织内部的管理，而是要加强党与人民的紧密关系。改进党风是民心所向，更是国民经济在安定团结的大前提下发展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