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25日至12月8日，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1月15日至12月11日，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两个会议着重讨论了执政党如何进行建设问题。

两个会议的召开与新时期党的建设问题密切相关。这一年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认为我们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经验不够的原因外，根本原因是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邓小平于11月29日接见了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并作讲话，其中着重讲执政党的干部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党如何管党的思想。

“党管干部”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是干部管理制度一个根本原则。邓小平在讲话中，开宗明义，说：“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这是我党首次提出“党要管党”的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并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我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经验。而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我们党历来都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管理问题，因为这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共产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根本问题。

邓小平之所以提出“党要管党”的思想，是由于他意识到，我们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之中居于领导地位，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是，执政党的地位，使得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因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得部分党员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必须强调“党要管党”，必须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危险。必须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强化制度建设，对党的组织和党员进行严格监督。

那么，党要管党，目前存在的问题又是什么呢？他认为，当前我们党的问题一是机构臃肿。他说：“现在干部数量已经很大，可能多几百万到千把万，包括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就算是多三五百万，也是个大问题。而且干部队伍又是越来越大。每年从大专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出来的至少有二十万。军队每年转业的干部有几万，最近两年还要多一点，每年有十几万。”二是能上不能下的问题。他表示：“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我们面前摆着这个难题，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唯一的出路是要能下。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首先，思想上要弄通。应该说，问题倒还不全是待遇问题，解决待遇问题可以保留原薪原级，问题是职位要能下。现在副职太多，一个军区的副司令员要开两桌饭，一个省的副主席、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也要开两桌饭。这个问题，多少年来，中央在考虑，地方也在考虑，但是始终解决不了。”

在邓小平看来，干部能上不能下、机构臃肿等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是长期困扰我们党的一个历史性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要如何解决呢？邓小平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他说：“要说服我们的干部，造成一种能下的空气。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可以不降低。要劝说一批同志去担任荣誉职务，比如在一个县，当个县的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省也是这样。有一部分干部可以到下面去工作，替换一些下面的干部，让他们回到生产中去，待遇不降低。还有一部分完全不能工作的干部，索性就离开职务继续休养，或者担任一个荣誉职务。”“先从基层做起。比如，支部书记当了两届后，就回到生产中去，生产队长当了两年又回去当社员。不是一级一级的总是上，要下，要能上能下。要能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在被领导时还可以起个帮助领导的作用，老支部书记帮助新支部书记，老生产队长帮助新生产队长。过一两年又可以选他当支部书记或生产队长。相应地，在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

从邓小平讲话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邓小平已经觉察到了执政党面临的新考验，要经受住考验，就要从制度上建设和加强执政党，有责任管理教育、监督约束规范干部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除了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机构臃肿等问题，邓小平还提出要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在他看来，对干部的监督，不外乎五个方面，即：党的生活的监督、民主集中制的监督、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以及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他说：“首先是党的生活的监督，党员干部要过党的生活。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许多高级干部完全在支部里面过党的生活，监督比较困难。这是多少年的经验了。那个时候提出，一个季度或者半年，可以在一个党委，一个党组，结合讨论工作，过一次党的生活，做点批评和自我批评，看看执行方针政策正确不正确，努力不努力，坚决不坚决。这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也是一种监督，是党的生活的一种形式。对这一部分干部采用这种形式比较好。这已经是肯定了的，现在就是做的问题。至于一般党员、干部，人人都应该经常过支部生活，过小组生活，接受党的监督。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这也是一种监督。还有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监察工作主要是监察干部，包括比较负责的干部，即使不是同级的主要干部，至少也是一些负责干部。”

他再三强调：“要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来，把监察工作好好地加强起来，把干部的鉴定制度恢复起来，这样做极有好处。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经常抓容易解决，搞一次运动费力得很。”这是邓小平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党风、党建问题着眼，提出实行对干部的“鉴定制度”和“党的监察制度”，从制度上加强对干部问题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讲话中还谈到了干部的交流问题。邓小平说：“干部交流，是自上而下的工作。”“干部交流不是由下面提出什么比例、数字，而是根据需要。”“干部交流，并不完全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调动，有的是这个原因，有的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交流一下对干部有好处。”“干部交流，是为了锻炼干部，便利工作，给各个单位、各级党委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条件。”

邓小平还强调了学习问题。他不仅自己坚持学习，而且极为重视全党同志的学习，每当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他都不遗余力地倡导全党同志加强学习，以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他说：“干部的学习空气要加强。”要在全党努力“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对于军队提倡干部学习一事，他认为军委的规定是正确的，并要求“地方干部也要读点书”。至于读什么书，邓小平说：“总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容多极了。”

最后，邓小平谈到了党校和轮训的问题，他非常赞同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党校和轮训分开的意见。他认为，可以把党校分成两部，一部搞经常的党校教育，一部搞轮训，教员也分开。他还强调，各地方也可以研究这个问题，注意这个问题。至于轮训中的“三不”，他认为还是需要的。他说：“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中提出的‘三不’原则，要继续贯彻执行。过去执行‘三不’有一定的缺点，就是只有那个过去挨过批评要出气的人才能出气，而过去批评过别人的人，甚至他的意见是正确的，或者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他也不敢讲，也不能讲。只能讲这一方面的，不能讲那一方面的。既然要‘三不’，就大家都来个‘三不’嘛。总的来说，还是毛主席的四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这次讲话，可以说是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总结，对当时和今天的干部队伍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一个纲领。他在新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措施，对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