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等383人参加。6月2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称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继军委会议之后军队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

“文革”造成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四人帮”被打倒后，解决“文革”遗留问题，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当时拨乱反正的关键。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政方针。然而，“两个凡是”并不符合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无法将党从极“左”思想教条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开创新的工作局面。针对“两个凡是”，当时未复职的邓小平就以大无畏的求实精神，提出了反对意见。

1977年，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纷纷撰文纪念。他们在文章中响应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的主张，强调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就在全党都陷入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迷障时，事情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突破的契机。

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批准刊发了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文章首先在1978年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随后，《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又于11日公开发表此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指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我们要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要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

这篇文章的刊发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经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后，拉开了全国范围内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双方激烈交锋的关键时候，邓小平在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上第一次公开助阵“求是”派。“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多年没有开了，现在开这样一次会议，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很明显，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

邓小平在会上首先讲了实事求是。他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尖锐地批评：“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支持“实事求是”批判“两个凡是”，邓小平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他说：“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毛泽东同志讲过：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要着重解决什么问题呢？邓小平指出，从部队存在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这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教导，研究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对军队来说，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个最大的不同。

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根据不同的情况，在具体内容上提出不同要求。开始规定了三项纪律，接着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三项纪律的内容后来也有变化，把“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到1947年重新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上也有修改，“上门板”、“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改为“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邓小平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精神不能变，也没有变，但怎样贯彻执行，如果不研究不结合新的情况，就贯彻不好。例如“一切缴获要归公”，现在没有打仗，就没有缴获要归公的问题，就要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执行这个原则。

邓小平说：“军民一致，这个原则不能变。但现在我们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的内容。在农村，过去是个体经济，现在是集体经济；部队过去在农村，现在不少部队进了城市，住了营房，这就是新的情况。现在搞好军民关系，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一个军要研究是不是可以帮助一两个公社，附近有工厂的也可以研究如何帮助工厂。我们就是要按照新的情况，从各方面搞好军民关系，正确地解决军民关系问题。”

在当时，军队内部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在会上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从部队的组织状况、思想状况等方面的问题已经作了分析。干部有很多新的情况，战士也有新的特点，教育对象不一样了，教育没有新的内容不行。

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我军装备的逐步改善，后勤工作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过去我们是小米加步枪，对后勤依赖还不算很大。邓小平指出，无论是军需给养、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现在都得靠强大的后方供应。战争物资的储备，也在不断变化。这些都需要认真具体地研究。“过去我们家当比较小，现在家当大了，怎么把整个后勤工作管好，也是个新问题，需要有适应新情况的一系列制度和解决办法，同破坏财务制度、铺张浪费的现象作斗争。”

讲实事求是，讲新的发展时期，讲新的历史条件，就要讲破和立。邓小平认为，破就是要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揭批“四人帮”，要联系揭批林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抓不好这个纲，是非就不明，阵线就不清，班子就配不好，作风就不能转变，团结就没有良好的基础，工作也搞不上去。总而言之，不破掉这些坏东西，就不能立新东西。

邓小平说：“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联系实际，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整顿就要有破有立。”

整顿，主要是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作风。他说：“当前调整好整顿好领导班子是个关键。有的单位问题成堆，老是解决不了，主要是领导班子没有真正调整好。要坚决执行军委会议关于哪些人可以进领导班子，哪些人不能进领导班子、不能重用的规定，抓紧把各级领导班子选配好，整顿好。1975年我们讲过软、懒、散三种情况，现在有些领导班子还是这个问题。要放手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搞清是非，整掉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还必须把派性整掉、搞臭。”

邓小平还提出要通过这次会议，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起来。要做到这点，就要破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立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传统作风，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

培养接班人，是邓小平在新时期下主抓的重要工作之一。他强调，这件事关系到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大局。“年轻干部只要选得准，搞好对他们的传帮带，加强学校的培养，是能够接好班的。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要积极发挥骨干作用，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

治军要严，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他要求从严整顿，在这过程中，要严格考核干部，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上级政治机关对下级党委、政治委员、政治机关的工作，应该进行指导，督促检查。这是我们的老传统。”

政治干部更要强调以身作则，过去在战争年代就是这样。政治干部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就规定：“政治指导员进行政治工作全凭本身直接接近群众和熟识红军战士”，“政治指导员不论在执行自己的职务上和个人行动上，均须做全体军人的模范，并且要在言论和事实上来表现”。邓小平认为，要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要靠政治干部以身作则。

邓小平说：“后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要以身作则，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定要廉洁奉公，当好红管家。要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同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要同假公济私、开后门的现象作斗争。”

他特别强调，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主要围绕批判“两个凡是”支持“实事求是”。这次他公开的支持，也防止了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实事求是”在刚开始时就被“两个凡是”派所封杀，经过此次整治工作会议，全军的政治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是分析了政治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和解决政治工作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这正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既要有总路线、总政策，又要有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指示精神。这次会议还讨论修改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三个文稿，对在分析历史的情况下，解决新问题，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