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是为了讨论和贯彻我国政府裁军100万的战略决策，并研究制定落实这一决策的措施和步骤。裁军100万，是邓小平提出的，当时他还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他要求，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这方面来说就要求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转移到现代化上面来，同时也要求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而现实却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一直处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状态，并不适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需要在指导思想上做出战略性的转变。1984年的中央军委座谈会可以说是为次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埋下了一个伏笔，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正式做出了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决定。

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出席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在会议上正式宣布，我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早在一年前，他曾在中央军委座谈上做出过相应的表态，当时他的“一根手指”震惊世界之余，也让人怀疑中国是否真的能实现裁军一百万。当时的表态，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以文件的形式落实下来——《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

当时的世界环境虽然以和平为主，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裁军是当代人类安全与幸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裁军人人都在喊，却都是以裁军为幌子越“裁”越多，以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为首各国进行着军备竞赛。邓小平认为，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邓小平判断，虽然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他判断，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世界和平力量，当时首先是存在于第三世界，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是最不希望战争的。此外，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也都是追求和平的，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虽然这个世界非常大，各种环境和国家之间的交往很复杂，但经邓小平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此外，当时世界的新科技正在蓬勃发展，在世界竞争中经济和科技的地位日益突出，全世界都不得不认真对待这种形式。他定论说：“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过去中国的观点一直是战争很迫近，而且迫在眉睫。邓小平的讲话，阐明了我国对国际形势判断的重要转变。

邓小平此次讲话中阐明的两个重要转变，除上述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外，第二个转变，是中国的对外政策。邓小平认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当时，全世界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中国不讲这个话，是对自己力量的清醒估计。但也从这方面看出，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分量是足够的。邓小平指出，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在他看来，现在是给全世界树立中国形象的时候了，树立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他指出，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

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结盟”外交战略，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取得了超越自身经济实力的国际战略地位。新的时期需要新的战略，在“结盟”的外交战略带来局限性后，必须要寻求改变。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8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战略，这也开创了新中国外交的崭新局面。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这样的一些国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十分重要的。”1984年5月，他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独立自主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中国主权独立，不允许任何外来的干涉与侵犯。根据实际情况，我国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对内对外的一切事务。中国不同任何国家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赋予了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中国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也尊重他国人民的独立自主和道路选择。坚持独立自主，也积极争取国际支援，发展国际合作，把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与尽量争取外援，加强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原则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他说：“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

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还论证了人民解放军实行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根据和意义。他强调，中国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正在努力创造和维护这个和平环境。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我国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这两方面已经有了重要转变，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就能放心大胆地一心一意地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认为，我们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但是我们搞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他认为，军队的建设也涉及大局。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虽然四现代化缺一不可，但是，邓小平也给它们做了重要性的排序：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他认为，到20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

正是这种硬着头皮都要把经济搞上去的态度，使得中国几十年间完成了几百年才能完成的经济增长。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对世界大势的分析和对周围环境的判断，邓小平把握得十分准确——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维护和平的同时也增强了中国的国力。在对外政策上，它也可表明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邓小平为世界树立了这样一个中国形象，即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而如何从实际出发，让大家都相信中国能担当好这个角色，必须有一定的政策支持。中央制定的《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来的刚刚是时候。方案确定了搞好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是军队今后两年的中心任务。它要求要充分利用大仗打不起来的这段和平时期，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此次会议正式公布大军区整编方案：决定撤销乌鲁木齐军区，机关和部队并入兰州军区；撤销武汉军区，机关和部队分别并入济南军区和广州军区；撤销福州军区，机关和部队并入南京军区；撤销昆明军区，机关和部队并入成都军区。可以说，这样的调整方案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悬念”，很多军队的首长都是收到了“吹风”的。而存在较大争议的是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的合并问题。最开始考虑到昆明军区是当时唯一还有作战任务的军区，所以最初的整编方案是将成都军区撤销并入昆明军区。但后来，中央认为成都离西藏最近、最便利，而且成都也是西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如果军区指挥机关设在昆明，则有鞭长莫及的感觉，不利于部队的机动和调动，也不利于对西藏方向的指挥。所以，在反复论证后，整编方案最后公布时，“撤成留昆”变成了“撤昆留成”。

此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是继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军队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圆满地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高级干部年轻化，二是为机关部队的整编确定了好的方案。

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军队建设向着“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它为中国解放军建设揭开了崭新而又光辉的一页。我军不但从组织上、工作上解决了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减少员额100万的问题，同时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建设的战略性转变。这与邓小平提出的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相呼应，符合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也符合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推动着中国和平时期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