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这是一次“端正党风”的会议。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及社会风气，一定要狠狠地抓，一天都不能放松，还要从具体的事件抓起。邓小平认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

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形势喜人。但在这其中改革的风气却被一些人坏掉了，经济犯罪的案件开始层出。有些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他说：“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

1986年1月的中央政局常委会，为党风建设定了一个基调：抓党风，不能停留在口头上。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表讲话。这次会议他留给后世两个告诫，一是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二是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

邓小平当时对死刑不能废除的态度，有着重要的历史根据。“文革”十年动乱后，中国的社会治安不好，社会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接连发生，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甚嚣尘上。

虽然早在1982年十二大上，党中央就提出了要抓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争取五年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中央也下了大力气来狠抓这件事情，邓小平曾说自己在1983年只干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这一件事。然而，情况并没有如当初预计般改善，刑事案件、恶性案件仍在大幅度增加。此外，“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现象的出现，在社会上引发了争议，一些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开始毫无顾忌地横行。1983年，他在北戴河找刘复之同志谈话时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重要的原因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如何进行严打？邓小平指出：“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播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持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搞得不痛不痒，不得人心。”

在1984年10月的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这一件事，是邓小平对社会上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对这些刑事犯罪分子进行严打。

邓小平在问题的处理上，都是以大多数的利益为出发点。他认为，实行“严打”是为了顺应民心。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发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指出：“我们要学会使用和用好法律武器，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大局。”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发表《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他说：“对有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虽然经过1983年严打刑事犯罪分子，社会制度有所好转，但恶性案件仍然高发，屡犯仍不在少数。1986年，邓小平再次强调死刑不能废除，说明保留死刑正当性的根据在于保护大多数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他说：“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司法机关了。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加重判处？”他在会议上强调，杀人要慎重。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邓小平说：“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

死刑可以作为一种教育手段。从中国国情出发，邓小平认为保留死刑，“杀一些人”，是中国国情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邓小平认为，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

当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并不长，经济正处于“计划”向“市场”过渡的阶段，一些不法分子趁机作乱，经济犯罪的案件一时呈多发高发现象。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一些掌握国家权力的高管和高干子弟，已经懂得将权力伸向“经济领域”，进行“权钱交易”。带来的后果是，发生了全国性的“官倒”和“抢购风”。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邓小平严肃指出，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而事实上，十年动乱结束后，群众关注度最高的是个别高干子弟犯罪的问题，由于其“特殊身份”，每次案件查完后都不了了之，这就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现象。邓小平针对这一现象，在会上指出：“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

邓小平历来坚持，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在这次会议上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这句名言，至今令人振聋发聩。

总之，作为一次“端正党风”的会议，1986年1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一次表明了中央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的态度，在高级干部和高干子弟犯罪方面，对这些“特殊公民”发出了严正的警告。这对于收拾民心、重塑信心来说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