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以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而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早在1985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就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

社会主义如何区别于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搞好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始终坚持的，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

1986年9月28日，邓小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在会议上强调的，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他最坚持的。

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在1979年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启幕，资产阶级自由化竟然也随之露头。邓小平敏锐地洞察了这一问题的实质，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在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5年5月20日同陈鼓应谈话时，邓小平又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作风，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邓小平强调，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在这一次的会议上，邓小平特别批评了一些舆论。他表示，自己多次谈到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原因的：“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这种自由化实际上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大在1980年通过一个议案，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安定团结是中共一直强调的重点，也是其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支撑。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认为这样的自由化会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正常发展。他说：“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也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入其中，它提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邓小平早就指出：“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认为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他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

由此看来，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坚持，最终出发点仍然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单纯依靠经济来增强中国的国力显然是不可行的，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需要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不断在建设中进行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决议》也提到了党组织和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责任。

维系精神文明的第一个手段是教育，但邓小平认为教育也不是万能的，需要法律手段一起配合使用。胡耀邦也曾在中共十二大上的报告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次代表大会到下次代表大会的五年间，我国要根据上述总任务的要求，从当前实际出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各种场合下，邓小平但凡提到抓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必然就紧随其后。他认为两个文明是内在统一的两个方面，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缺一不可。

全会通过的《决议》是根据我国全面改革发展的要求，回顾和讨论了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制定的。它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次会议对推动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