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1978年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

1975年的拨乱反正又首先是从整顿军队开始的。可以说，邓小平《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是中国改革之春的惊蛰之雷，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民族又一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邓小平在《军队要整顿》这篇讲话中，郑重地向全军提出了“军队究竟怎么搞法”这样一个历史性命题。在新时期治军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对这一历史命题做出了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回答，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邓小平是在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20天之后，来到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机关，向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发表讲话的。他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深知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军队建设的重托，深知在同江青一伙反党、乱军、夺权阴谋的斗争中，掌握军队、稳定军队的重要性。

1974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把斗争矛头指向主持中央和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江青还以个人名义或派人向军队一些单位写信、送材料，企图“放火烧荒”，搞乱军队；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他们又精心策划，大肆活动，阴谋夺取“组阁”大权。毛泽东坚定地阻止了江青一伙的乱军、夺权阴谋，对“四人帮”提出尖锐批评，并于10月20日郑重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邓小平是1973年4月复出的。复出后，他只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务院协助生病的周恩来工作，实际上，他当时只是周恩来的一个助手。1974年下半年，病情越来越重的周恩来多次向毛泽东推荐邓小平，并亲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邓小平的工作表现。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进入中央高层领导核心。由于毛泽东的提议和周恩来的支持，邓小平是在1975年初的重要历史关头，被推上中国党、政、军领导的中心地位。

在这次讲话中，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这也是他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说的第一句话。接着，他满怀深情地讲起了井冈山：“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经过长期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军队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

随后，他单刀直入、毫不客气地指出：“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很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这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林彪主持军队工作期间，军队建设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和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导思想下，军队编制混乱，人员猛增，臃肿不堪。1971年全军总人数比1959年增加360万，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20%。机关和非作战人员大量超员。军队教育训练严重削弱。林彪大搞形式主义，并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部队用大量时间进行政治学习，院校教学和部队训练的制度被废止。陆军有的野战师连续八年搞生产不搞训练。空军飞行事故增多，大多数的歼击团不能执行复杂条件下的作战任务。125所部队院校被砍掉82所，保留下来的43所也不能正常教学。此外，军队作风更是异常糟糕。部分单位和人员组织纪律松散，思想作风出现骄傲、奢侈、懒惰。一些人以功臣自居，不谦虚谨慎，有的人大权在握，不尊重地方，造成军政、军民关系紧张；有的人把派性带入部队，“垒山头”，搞宗派，不执行上级指示，不服从命令；有的人违反政策，要待遇，图享受；还有的人意志衰退，小病大养，官僚习气等。而国防科研和生产的体制、规划也被搞乱，武器装备研制缓慢，军工生产规章制度被破坏，产品质量低下。

面对这种现状，邓小平强调：“我们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早在1972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当时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军队进行了初步整顿，但是，遭到了“四人帮”的阻挠。当时，邓小平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此，在他第一次参加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时，他毫不客气地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大问题。这是他“文革”后期复出后的第一个大动作，面对“文革”给军队造成的严重伤害，他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以非凡的气魄，接连推出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整顿举措，军队面貌焕然一新、生机初现，被史学家称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开端”。

我们的军队，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血雨腥风中走出来的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持续几十年的武装斗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暴力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的解放军建设面临着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即从主要由战争学习战争，变为主要经过日常的教育训练提高战斗力。这意味着，我军建设从指导思想上和方针上都应该进行相应的转变。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及时提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强大国防军的任务，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提供了这种可能，只需要再加上坚持不懈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毛泽东：《给军事学院的训词》要求我军“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毛泽东：《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要求我军“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

根据党中央的决策，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军事工作也随即转入和平建设时期，140余万军队官兵复员转业；国防力量建设开始从基础抓起，组建新的军种、兵种，迅速完成了由单一步兵向诸军兵种合成的转化；兴建各类军事院校和研究机构，培养出大批适应现代化建设的专业人才；基本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和战略后方的布局。短短几年，军队建设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出现了喜人的进步局面。

然而，从50年代后期起，党的政治路线发生了失误，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出现了偏差。国际上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一直在搞军备竞赛，甚至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粗暴干涉甚至武力镇压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革命斗争。事实上，当时我国周边环境形势是相当严峻的。美国在侵朝战争之后，又于1962年在越南发动“特种战争”，此时，它还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长期在台湾海峡游弋，不断派飞机军舰侵犯我国领海领空，对我国东南沿海造成严重威胁，我军不得不在东南沿海加强战备，并于1962年在东南沿海进行紧急备战。它还在我国周边建立军事基地，缔结军事条约，组织军事同盟，包围和遏制我国，对我国长期实行封锁、禁运和颠覆活动。直至在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签定前，中美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从50年代后期起，中苏关系也紧张起来。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屯兵百万，多次挑起边界武装冲突。这些都对我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使我们不得不加以提防。

与此同时，我军在1957年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反右倾”运动，打击了一批致力于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军队领导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党犯了全局性的长时期的“左”倾错误，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整个军队以“突出政治”取代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使建国后军队取得的伟大成就遭到了严重破坏。整个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步骤被打乱了。加之我们在认识上过重地估计了战争危险，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甚至很快要打起来，因而把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置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上。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好多决策，包括‘山、散、洞’的方针，经济建设的布局搞一、二、三线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而邓小平发表的《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恰恰是军队建设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发轫，正是从这个会议开始，邓小平开始逐步形成他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既然要整顿，自然要对症下药，那么军队的症状究竟有哪些呢？邓小平认为，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派性问题。他严肃地说：“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我们军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确有少数人热衷于搞派性。他们在军队内部搞，到地方去也搞。”

邓小平认为：“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我们军队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山头，那是由于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而自然形成的。长征到了陕北，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军提出要克服山头主义倾向。经过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全党达到了新的团结。这是我们打胜抗日战争、打胜解放战争的根本保证。最近这个时期，又钻出了一个派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改正了就好。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

此外，在邓小平看来，再一个问题就是军队的纪律很差。他说：“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而且专门唱那一条，叫作‘一切行动听指挥’呢？就是强调纪律嘛。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不抓怎么行？所以，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同时，邓小平还指出：“还有一些问题也要解决，如落实政策。现在有好多政策没有落实。各个单位要认真研究，把政策落实好，这样才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利于安定团结。”

最后邓小平说：“我们总参谋部，顾名思义，就是要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当好参谋，给我们军队的统帅毛主席当好参谋。毛泽东同志过去批评总参不参，这个状态要改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现在的问题成堆。我们总参谋部一定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军事路线、建军原则，好好地清理一下，使我们真正起到参谋的作用。”

邓小平的讲话，观点鲜明、态度坚决，提出了军队整顿的主要任务。这篇讲话是1975年军队整顿的动员令和号召书，也是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开端。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中央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派出干部深入到各部队去，调整班子，选派得力干部到一些部队去任主官。同时，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压缩编制，精简机构，很快，军队就出现了新的面貌。

中共中央更是在2月5日发出文件，通知全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恢复军委常委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11人为常务委员，常委会工作由叶剑英主持。2月9日，又召开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议题。虽然“四人帮”极力干扰破坏军队整顿的主题。但是邓小平在会上表示，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应集中解决军队的编制问题，以此达到整顿军队、加强战备、实现安定团结的目的。他和叶剑英的发言，否定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的意见。

此后，在3月21日，中央军委召开步兵编制会议，修改了从连到军的编制。3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调整总部机构。4月14日，中央军委转发解放军三总部《关于院校编制若干问题的报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6月24日至7月15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破坏军队罪行的一次坚决清算，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反党乱军阴谋的一次沉重打击，把全面整顿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