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3日，继中央发布关于解决铁路问题、钢铁生产问题等几个文件，并明确了各项方针政策后，中央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邓小平继续在国防工业企业大刀阔斧地推进全面整顿，他把发展国防科技作为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战略任务。

国防工业也叫军事工业，它是国防经济的核心，也是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专门研制、生产军事装备的部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的破坏十分严重。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少数需要进口外，中国的军事装备几乎都已经实现国产化。而在“文革”中，国防工业生产数量少、质量差，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已经不能适应当时越来越依靠尖端装备的国际战争环境了。整顿迫在眉睫。

国防工业的发展有赖于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基础工业的发展。在这次会议之前，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方面，已从铁路问题、钢铁生产问题等方面着手推动，并初见成效。所以，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就国防工业企业整顿，提出了意见。

在中国古代很长时间，武器都是靠手工生产的，那个“冷兵器”时代，军事并未跟工业挂钩。随着时间的发展，生产力也在不断增长，全球性的战争发生，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国门，中国人才从“泱泱大国”的美梦中醒来，认识到“军事工业”这个词。

邓小平在会上就国防工业企业整顿问题特别提到要坚持质量第一。他说：“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有几发炮弹打不响，就可能影响整个战斗。”而事实上，那个时期的中国，军工企业缺乏监督，生产装备得不到有效改善，几百架飞机不能交付，众多的舰艇因质量问题停在港口。但是工厂并没有停工，仍然在生产这些“劣质”产品。这一切的根源还要归结于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夺权所制造的“乱象”。在他们的干扰和破坏下，制订了1971年至1975年期间我国国防科研、生产的第四个“五年计划”，该计划，要求国防军工企业在1975年达到年产飞机3000架、舰艇15万吨，常规兵器和通信设备达到装备500个师……片面追求大计划、高指标的规划，严重干扰了我国国防工业常规武器的研发和生产，同时让岌岌可危的国民经济再次遭受巨大冲击。

这样追求高指标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弊端，国防工业管理体制混乱，多地出现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的情况。与此前相比，国防工业企业机构臃肿，机构增加一倍，但生产效率却并未得到提高。派性问题也在国防工业中表现出来，各自为政、争权夺势的情况时有发生，浪费了大量资源。同时，各自为政也使科研和生产无法正常衔接，你生产的我不需要，我不需要的你拼命生产。“买卖”不匹配，工业生产没法高效。

邓小平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只用了一个简单的“敢”字。“老大难”单位，无非是这么个问题。你要斗派性，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就根本不可能；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落实政策，没有这样的领导班子也搞不成。邓小平也将这个“敢”集中体现到了全面整顿的各个阶段，在鼓励其他干部的时候，也是在激励他自己。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毛泽东的指示，也是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一直遵照的一个目标。如何“搞”？首先需要的是“安定团结”。但当时派性问题正是“安定团结”最大的拦路虎。中央有好的方针和政策，没有人去执行；地方派性斗争严重，争夺权力……都违背了安定团结。国防工业有赖于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发展不起来，哪来资金投入到国防建设上来？邓小平对此也忧心忡忡，他在全面整顿中，一直强调的就是反对派性。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提到整顿钢铁工业时的办法指出，从部到厂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不能软、懒、散。要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同样是属于新中国的工业，国防工业要谋发展跟钢铁工业是一个道理。

所以，在针对国防工业时，邓小平就说，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他表示：“‘有的人就是一个怕字。过去怕，还有点道理，不能说过去怕的人都不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过去怕也不对，但是还可以原谅，因为有当时的情况。现在中央支持地方，上级支持下级，再怕就只能怪自己，怪自己革命意志衰退，怪自己革命干劲差。”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这话说虽然粗糙，可道理不糙。邓小平说：“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这件事不要拖，特别是省里管工业的书记要注意。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要选一些比较有实际经验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进领导班子，五十岁的、四十岁的，能有更年轻一点的就更好。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本厂可以找，本厂有困难，外厂也可以找，本地区也可以找，哪里会找不到人！要选有能力的人，选到了要好好培养。”能够办事、敢于办事，是邓小平的处事风格，也是他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极大，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冲击。在中国国防工业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科研人员。很多专家遭受迫害，导致军工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直接受到影响。邓小平认识到科研对军工生产的推动作用，科研人员是国防工业的中枢神经。张爱萍等老一辈国防科研专家的“复出”对当时的国防科研意义重大。曾连续三次成功地组织指挥过我国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张爱萍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斗，并深陷囹圄。复出后，仍有不少有心人士想将其拉下马。1975年5月19日，邓小平在听取国防科委关于科研试验、发展规划的汇报后下达相关指示。他对张爱萍、钱学森等国防科委领导说：“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我和叶帅负责。”这席话给这些科研专家吃了颗定心丸。

在这次的会议上，邓小平更是要求给科技人员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科研的发明，也都是因为军事装备的需要，如声纳、雷达、喷气式飞机、导弹、原子弹，以及电子计算机、火箭、核能技术等。新技术在军事上的突破和应用，同时带来了社会的深刻变化，也让人们认识到了科研的重要性。邓小平很希望科研能够赶上去：“也要请管国防工业的同志把科研工作抓紧，因为现在确实有好多军工产品，由于技术没有过关而不能正常生产。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他们有缺点，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

邓小平还关心工业中群众的生活。这虽然一直是我党的一个中心工作，但邓小平认为这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比如钢铁工人劳动那样重，而蔬菜少、肉类缺，基本条件都保证不了，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具体地去研究解决。这一点在工业多的城市要特别注意。他批评一些干部说，与其自己喜欢养鸡、养兔、养鸭，不如把自己关心自己的这个积极性转到关心群众生活方面来。

邓小平说：“我是四川人，经常听到家乡的工人反映，蔬菜少、肉类缺。不仅是四川，还有好多地方都有这个缺乏副食品的问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重庆附近，可以专门划出一部分地种菜，生产的蔬菜首先供应工厂，还可以供应市民。工人有点菜吃，有点肉吃，农民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这对于改善工农关系也有好处。我们正在考虑，是不是调点粮食给一些城市的郊区养点猪，比如调5亿斤粮食，养500万头猪。这些粮食不是全国到处分配，而是搞几个点，专粮专用。甚至还可以考虑用现代化的办法搞些养鸡场。这个问题要研究。最主要的是养猪。发展养猪，既可以使农民增加经济收入，又可以增加肥料，增产粮食。现在搞重体力劳动还很艰苦，不搞好职工生活不行。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

翻开历史发现，党中央在“文革”中对国防工业的初步整顿并非从1975年开始，“九一三”事件后，中央从1972年开始就调整了部分国防工业管理体制，采用的办法就是同行业合并。例如，第三、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领导的35个工厂划归第四机械工业部领导。

1974年5月中央军委下发《关于调整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草稿）》，表明了国家领导人在国防工业管理体制上下了彻底的决心，该决定主要从7个方面调整管理体制，包括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撤销之前的一些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实行部、院结合，厂、所挂钩，让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有步骤地将一些军工企业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各大军区不再设立管理国防工业的机构；电子工业设专门机构统一管理；搞好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学会两套本事。此外，中央同时还对国防工业的领导班子和产品质量进行了整顿。1975年，是在之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国防工业的整顿。

坚持质量第一。中央在1971年前后要求国防工业产品要定型，不定型就不能投入生产。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更为细致的要求，他强调要注重人们容易忽视的那0.5%。他说：“我最近看到一些材料，说有多少国防工厂完成产值多少，产品质量好的和比较好的达到95%以上。你们切不可满足于这些数目字，这个话以后少讲为好。说产品质量大多数是好的，这不解决问题，有时恰恰在1%甚至0.5%里面，关键产品、关键零件出了问题。”

1975年，中国确定了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规划，要求各国防工业企业按计划完成尖端武器装备生产，并加快研制成功洲际导弹。而在这一年，中国的国防科研和生产的完成情况，也是“文革”中最好的一年。特别是航天技术上面，这一年中成功发射三颗人造地球卫星，有专家把1975年称为“三星高照”。这些成果，是对邓小平进一步推进国防工业整顿的一个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