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4日至10日，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了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的指标问题。邓小平将20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认为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他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

邓小平在1979年3月接见外宾时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对此，在会上邓小平解释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

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1977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他提出设问：“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邓小平说：“等到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对于“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认为是降低原来的设想，但同时也强调说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讲空话是达不到的。这是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

除了抓经济工作外，邓小平认为各级党委还有很多其他工作，但很多问题都涉及经济方面。比如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真理标准问题，结合实际来讨论，恐怕效果好一点，免得搞形式主义。“一个生产队怎样提高生产力，怎样利用每一个山头，每一片水面，每一块耕地，每一处边角；一个工厂如何发展生产，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如何改革经营管理方法，打开市场，如何解决职工的困难，如何避免走后门，这样来讨论问题，解放思想，效果会好得多。”

邓小平提出，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邓小平说：“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要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问题。我们定下了一个雄心壮志，定下了一个奋斗目标，就要去实现，不能讲空话。还是以前的老话，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后，特别感受到了“科学”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中国与美国相差得太远了。回国后，他迫切地想要从科技上下功夫来提高国民生产力。这次的座谈会上，他提出，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

邓小平说：“我们需要一些专家、懂行的人，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我们的干部有1800万，缺少的是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如果能增加100万司法干部，增加200万合格的教员，有500万科学研究人员，再有200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现在的干部结构不合理，不对路。改变这个状况，是一项相当长期的工作。现在就要着手，不然，有好机器、好设备，也发挥不了作用。我们要相信，我们是能够培养这样一批人才出来的。”

邓小平提出：“真正鼓实劲，不鼓虚劲，还要求我们的干劲是对头的。比如完成的指标是没有水分的指标，产品是合格的对路的产品。不对路的产品，生产那么多干什么？没有原材料，你搞什么？材料不合格，你怎么干？真正鼓干劲，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1975年整顿铁路时，遇到一个解决铁路工人主要是火车司机洗澡的问题。工人下工一身脏，要洗个澡，那么大的企业，搞些喷头有什么困难？但是没有人管。这样的例子，我相信全国可能有不少。”邓小平认为，事在人为，只要有人做，就会有效果。一摊子事，索性不解决，那也是一种态度，结果是一事无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提出了对内对外的新政策。对外政策中，除了当时已经做得比较好的友好外交外，还有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

当时陈云分析认为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邓小平表示，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不过它们主要是引进技术、专利。邓小平说：“我们现在如果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

至于用的办法，邓小平认为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

邓小平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当时的中国是有这个条件的。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判断，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我们有稀有金属，有各种矿藏，有油水。如果没有偿付能力，他不会干的。我们引进每一个项目都要做到必须具有偿付能力。可以先干两件事再说。陈云同志的意见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研究，我赞成这个意见，应该这样来研究。人家来做生意，就是要赚钱，我们应该使得他们比到别的地方投资得利多，这样才有竞争力。我们的劳动力比较便宜，有这个优越条件。但是，特别吃亏的我们不干。”

当时中国的财政体制，总的来说是比较集中的。邓小平指出，有些需要下放的，需要给地方上一些，使地方财权多一点，活动余地大一点，总的方针应该是这样。邓小平肯定地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有利于发展生产。“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有些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卡得过死，特别是外贸。好多制度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对增加外汇收入不利。比如，武钢的产品可以出口，但是按照现在的国际价格，每一吨要亏损四十元。为什么国家不可以每吨补贴四十元出口呢？它能创汇嘛。好多国家都有出口补贴。这是上层建筑里面的问题，是制度、政策上的问题。我们应该鼓励能够出口的东西出口，能搞到外汇就了不起嘛。”

当时有很多人都反映说财政、银行制度不好。有的好项目只花几十万元，就能立即见效，但是财政制度或者是银行制度不允许，一下子就卡死了。邓小平强调，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现在每个省市都积压了许多不对路的产品，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过去我们的制度是采取拨款的形式，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这个制度必须改革。任何单位要取得物资，要从银行贷款，都要付利息。

中国当时有9亿多的人口，大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这是很自然的。邓小平主张采取辩论的方法，面对面，不要背靠背，好好辩论辩论。真理就是辩出来的。有同志已提出这个意见，希望能够把中央各部门的设想，各省市同志的设想都摆出来，这次会议不一定完全能够解决，把这些问题摆出来以后，梳几个辫子，权衡利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切不要以为我们原来脑子里考虑的就是完全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次讲话，是邓小平首次把“人均上千美元”作为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来，这一切合中国实际的奋斗目标，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判断，也成为提出“小康”这一思想的背景。

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这次会议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快一年的时候举行的。对于及时调整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在这样一次次调整和各级领导坦率地面对面，查摆问题中得到更快速的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