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团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08人，列席会议的有团中央各部门及团的省、市、自治区和地委的负责干部75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谭震林、候补书记杨尚昆等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其中就国内形势问题着重讲《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

这段讲话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农业问题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1958年的“大跃进”，高级合作社还没有巩固，又搞人民公社化，这一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的做法，给我国农业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危害。为了迅速实现公社化，农村大搞“一平二调”、“大办”工厂，乱改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等，粮、棉、油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大幅减产。工业生产，由于摊子铺得太大，乱上项目；又以钢为纲，破坏了综合平衡，严重影响了其他产品的生产；还废除了不少规章制度，造成企业管理混乱，致使轻、重工业都受到严重破坏，不少产品产量直线下降。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建国后，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在城市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干得很好。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

“大跃进”和公社化中实行的“一平二调”使农民的个人财产受到极大损害，“共产风”使农民物质利益受损严重，农民非常不满，形容“共产风”是“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上至树梢，下至浮土，什么东西都刮到”。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农村出现大面积的浮肿和非正常死亡。当时震惊中央的“信阳事件”其实并不是孤立案件，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在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而我国是农业大国，80%的人口都在农村。农业问题自然首当其冲。邓小平非常重视农业问题，他在会上说：“我们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建国初，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广大贫下中农缺乏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因此他们有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意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党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不失时机地引导广大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但后来的农业合作化出现了“冒进”，高级合作社还没有巩固，又搞人民公社，给我国农业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剖析，总结出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在包工包产发展过程中责任不明、干活大呼隆、评工记分繁琐、分配不合理四大弊端。又在这一基础上，设想出“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记工分”的联产到户的责任制办法，并在合肥市蜀山公社南新庄小队搞试点。结果当年粮食包产指标由8.7万斤增至10.7万斤，增长23%。试点尚未结束，邻近的生产队都纷纷要求执行联产到户的责任制办法。

1961年，省委根据试点经验，制定了《关于定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的文件，即“包工包产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简称“责任田”。具体做法是：先按照人口或者劳动力分包田到户，然后逐亩定产，产量归户计算，超产奖励，减产全赔。同时还规定了“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第二年，这种做法甚至有了扩大的趋势。

然而，安徽省委的这一做法，虽然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却也引来了很多质疑，有人认为“责任田”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安徽省委不得不于1962年3月做出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定。消息一出，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纷纷上书中央和省委，陈述“责任田”的好处。中央也有不少老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责任田”说公道话，仗义执言。邓子恢在1962年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直说“责任田”好，应普遍推广；李富春在1962年6月曾写信给党中央，反映实地考察安徽责任田的情况，表示支持“责任田”。但由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突出强调反对“单干风”、“一片黑暗风”和“翻案风”，致使“责任田”遭到了无情的扼杀。

在围绕“责任田”的争论中，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一直是同情、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在邓小平看来，以实践为准绳，不断把人民的意愿变成合法的行动，才是走群众路线。

1962年6月，中央书记处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汇报，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会上，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各占一半。这时，邓小平强调，“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并明确表态，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实际上就是赞成安徽试行“责任田”。

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邓小平的讲话再次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态度。在邓小平看来，农业问题说到底就是农民问题，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业就不可能发展起来。他认为，国家在制定政策和具体实践中，应该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那如何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呢？他认为，首先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他说：“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可见，在解决“三农”问题上，邓小平是切实执行群众路线的。

此外，他提出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他说：“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这些论述与邓小平同志后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他认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还需正确处理两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城市人口挤走了农民的口粮，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他说：“城市人口多了，就要挤农民的口粮，就要从农民手上拿出更多的粮食来，这样，农业恢复起来就困难。比如城市里多一千万人，就要增加粮食四十亿斤，多二千万人，就是八十亿斤，多三千万人，就是一百二十亿斤。一百二十亿斤，看起来平均一个人每个月只有三十几斤，实际上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因为出粮食比较多的地方全国只有那么三百多个县啊！”二是要从体制上解决好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他说：“现在一个公社有几百人吃公粮，这个问题很大。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大乡，人员编制、工作范围、工作性质、工作任务，都可以恢复到大乡那个程度，公社委员会也就是乡人民委员会。大队一级我们设想只要一个人，他可以参加生产，不要从农民手上拿东西，国家补贴一点，这是一个办法。或者是采取老办法，规定一个补贴的数目，从村里出，也可以。将来有些大队可以合并一下，几个大队变成一个村，有一个村长、一个支部书记、一个文书就可以了，文书的工分由国家补贴。这样不但可以把挤占农民的口粮大大减少，而且可以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这是最大的好处。”

在邓小平看来，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但是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工业的支援，他说：“第一，为农业需要服务的工业生产不能减弱，还要改善。要解决这些工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农业机械，过去搞了这么多年，但如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采用适合的农业机具，长期以来没有很好解决。又如水利建设，这几年国家花钱不少，但是灌溉效益却不高。现在要考虑对原来的水利工程进行修补，有的地方要打一点井。又如肥料生产，哪个地方适用哪种化肥，也要搞清楚。总之，支援农业的工业不能减，而且要搞好。第二，工业要着重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减轻农业的负担。比如穿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从工业方面慢慢地加以解决。本来1957年我们已经决定从国外购买生产维尼纶的资料和设备，后来耽误了。如果把维尼纶厂建设起来，就可以减轻棉花供应的压力，还可以和农民搞一些交换。有了交换，就可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穿是这样，吃、用也是这样。”

邓小平还认为，农业生产的发展除了通过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解决市场问题，他说：“为了恢复农业，还要解决市场和物价问题。市场要管好。”他主张把全国的供销合作社普遍搞起来。他认为搞好供销合作社，不仅有利于交易，而且还可以组织和促进生产，增加市场供应，使农民增加收入。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当前任务的决议》和《共青团中央给走向农业战线的团员和青年的一封信》。《关于当前任务的决议》主要谈了四个问题，一是继续改进思想教育问题；二是积极参加对各类青年的就业和学习要求的安排问题；三是培养青年的民主集中制的观念和习惯问题；四是认真健全团的基层组织问题。

在《给走向农业战线的团员和青年的一封信》中，谈到加强农业战线的意义以及怎样对待前途、困难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号召青年同志们：“希望你们在农村生根、开花和结果。要像老一辈革命者把革命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那样，也把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你们的终身事业。”

信中还提出了几点希望：“第一，希望你们到农村后好好劳动，踏踏实实地劳动，首先当一个好的劳动者。第二，希望你们和当地的干部、群众，加强团结，同心同德，坚定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积极带头搞好集体经济。第三，希望你们向农民虚心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特别是虚心向老农学习。第四，希望你们把学到的政治文化和技术带到农村去，并且在农村继续坚持政治文化学习，使自己得到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