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118人，简称“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认为我们工作中所犯错误除了经验不够的原因外，根本的原因是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书面报告明确指出，造成这些错误、缺点，首先是中央要负责，其次是省委要负责，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要负责。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系统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强调了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极端重要性。他批评一些党委第一书记个人专断、一人说了算的，还就近几年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并强调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邓小平于2月6日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讲了党的建设方面的问题，论述了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意义，透彻地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要在全党恢复和坚持民主集中制。

在讲话中，邓小平首先赞扬这次会议，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会议，并表明自己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虽然，刘少奇的报告中有一大部分是讲党的问题的，但他还是想讲一点意见。

邓小平认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担负起不可逃避的责任，能够在国内领导各方面的工作，是因为我们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的党有好的指导思想，有好的党中央，有大批好的骨干，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有好的信赖党的人民。这样的党，既然能够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也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既然能够把国内工作搞好，也一定能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担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系统总结，很是全面和深刻，对当时和今天党的建设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正是因为我们党有好的传统，所以历来是团结的、统一的，有战斗力的。他指出我们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也看到，近几年党的优良作风受到了削弱，他说：“在这几年的党内斗争中发生了一些偏差。无论反‘左’的，反右的，都有这种情况。这次会议讨论中，同志们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几次运动中，确实发生了一些偏差，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当然，对于那些蜕化变质的分子，是应当斗争并且给予处分的。我们所讲的是伤害了一部分不应当伤害的干部。由于这些偏差的影响，我们党的许多好的传统受到了削弱。例如，实事求是、说老实话，本来是我们党的传统，但是由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运动中斗争过火等种种原因，这几年在我们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有意弄虚作假，是不好的；怕讲老实话，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于弄虚作假，但也是不好的。”

他要求全党把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他认为，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除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及时纠正错误等以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注意健全党的生活。而要健全党的生活，就必须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第二是建立经常工作的问题，第三是培养和选择干部的问题，第四是学习的问题。

邓小平最看重的就是民主集中制问题。他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这一论述，把实行民主集中制同党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反映了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和高度责任感。

因此，在谈到民主集中制深刻意义时，邓小平强调指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不实行民主集中制，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党员群众，而且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不是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一般的组织原则，而是把它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把是否坚持民主制的问题提到了党、国家和党员个人是否变质的高度，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

邓小平认为，发展党内民主，是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他列举了党内生活中所出现的命令主义和少数人的独断专横的现象，说这种现象“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更集中”，但在实际上却“助长了分散主义”。他说：“我们强调加强集中统一和反对分散主义，更应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应该误解，以为强调集中统一，就可以抛弃民主集中制的那个民主。为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就更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这一方面。有了这一方面，集中就有了基础，就可以真正集中统一起来。”

他还引用了毛泽东对民主和集中的论断：“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的目的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邓小平认为，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既不能实行从群众中来，也不能实行到群众中去。这样，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党员群众，而且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因此他提出：“我们今后制定具体政策和解决问题，在强调集中统一的时候，更应该运用毛泽东同志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要经过调查研究，把下面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政策，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计划，再到群众中去贯彻实行，并且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解决具体问题，也应该如此。”在他看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是能够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能够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

既然我们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受到了损害，我们党又该如何恢复与发扬呢？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各级领导同志要善于倾听反面意见，倾听不同意见；要听老实人的话，要听老实话。这也是我们的传统。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历来是这样提倡的。”他认为，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其威信应该是建立在思想、工作、言论的正确上，建立在民主作风上，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上。他强调高级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

邓小平还提出了发扬党内民主，克服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现象的措施。他强调对党的各级领导人必须有监督。他说：“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他还把党内问题从性质上分为“日常性质的问题”和“重大的问题”，并提出，日常的问题，总是要分工负责，不能每一件事情都由委员会、书记处会议讨论，但重大问题则必须大家讨论，共同决定。

邓小平的讲话在党的建设，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不良作风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