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4月9日，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纽约召开。这次会议是由阿尔及利亚以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执行主席身份倡议召开的，也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大会，因此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的赞同和支持。会议为期3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

此次大会，中国派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率团出席。邓小平率团出席这次大会所展现的气度和风范，给参会国家的代表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邓小平能出席此次大会，殊为不易。由于这是中国自1971年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的大会，因此，由谁来担任代表团团长的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由于周恩来总理身患重病，不宜远行。于是，在3月中旬，外交部领导王海容初步设想在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三个人中选出一人率团出席，并将初步方案汇报给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请王海容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3月19日，毛泽东思考了一会儿后，表示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好。但他希望外交部先写个请示报告。

3月22日，外交部向周恩来报呈了《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副总理任团长，乔冠华、黄华同志为副团长出席大会。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人选进行讨论。会议上，根据外交部的建议，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大会发言。但是，江青公开表示反对，致使中央政治局第一次讨论人选的会议没有形成结果。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不顾江青的反对，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批示文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

3月24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后，外交部又将此报告送其他中央领导审阅。然而，江青却不死心，她多次给王海容打电话，威逼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王海容担心江青不断纠缠，遂将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表示：“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的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获悉毛泽东的意见后，迅速将毛泽东的意思转告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并决定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人选。

3月26日晚，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伊始，周恩来就阐述了由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理由：第一，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事业；第二，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第三，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还说：“这次联大特别会议要开三周，小平同志可只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各方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创造局面后便回。”可是江青仍不死心，在会议中大吵大闹，即便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但江青仍不罢休，叫嚷着“要重新考虑，我要保留意见，主席是允许保留意见的”。她还企图要周恩来在报告上写上她的保留意见。王海容、唐闻生看到这种情况，连夜将政治局会议及自己当场顶撞江青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江青：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建议。”江青收到此信后，目瞪口呆，不敢再纠缠此事。同时毛泽东还通过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联合国开会还是小平去，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们不同意就拉倒！”毛泽东的决策，打破了江青企图阻挠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图谋，迫使她收敛了在政治局嚣张跋扈的气焰。至此，邓小平出席联大一事方尘埃落定。

4月6日，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离京赴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周恩来总理破例亲自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四千多人到机场送行。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因为这是1966年以来，邓小平首次在国际讲坛公开露面。

4月10日下午，在一片关注的气氛中，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面对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记者，邓小平从容不迫地开始演讲。

这篇讲话稿是邓小平亲自指导代表团成员准备的。代表团在讨论发言稿时，觉得这篇发言除了明确表示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代表团把这个想法向邓小平汇报后，邓小平和代表团成员一起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人民大会堂一段一段地讨论，并认真听取每个同志的发言。他还不时地表示：“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很好。”

会议讨论到最后一段结束语时，邓小平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说完，邓小平又补充道，“就这样写，不必改。”特别是最后一句“全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充分表达了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和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演讲中，邓小平首先指出召开这次特别联大的意义。他说：“联合国成立29年来，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还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政府热烈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国政府希望会议将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维护民族经济权益，做出积极的贡献。”

随后，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把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的理论。毛泽东这一思想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思想，雏形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外交战略，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提出这一思想。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邓小平将毛泽东这一思想给予了详尽的阐述，他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揭示出当代世界存在两个最根本问题：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它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第二是原料和发展问题，即“南北”问题。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剥削，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他表示：“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设置了对立面，它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不仅激起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也激起了第二世界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无数事实说明，一切过高估计两霸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地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演讲中，邓小平用事实说话，列举了国际经济生活中种种不公平的现象，他坚定有力地说：“我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走了第一步，还必须巩固这个独立，因为在国内还存在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危险。”他还表示，只要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有可能在工农业现代化方面逐步地达到我们的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生产水平。

国际贸易中原料与工业品的不等价交换、发展中国家承受巨大债务和发达国家不愿进行技术转让，以及国际经济生活中其他种种不公正现象，犹如悬在头上的几把利剑，随时可能置发展中国家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对于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是发展中国家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这点，邓小平也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应该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该是无息或低息，必要时可以延期偿付甚至减免；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应该实用、有效、廉价、方便。邓小平还强调：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

他还郑重宣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他最后说：“我们相信，只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且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就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邓小平的讲演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特别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引起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在国际上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声望，再次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良好风范。可以说，“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为我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开辟了道路，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

三十多分钟的演讲，中间有多次被热烈掌声打断，场面十分感人。六七十个亚、非、拉国家的外长或常驻代表来到邓小平席位前和邓小平热烈握手，赞扬邓小平发言有独到见解，感谢中国对这次特别联大的全力支持。由于各国的祝贺，大会因此中断了好长时间，这在联合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联合国大会召开时，一般不鼓掌，很少出现中断的场面。中国代表团团长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的首次发言出现过这一盛况，邓小平的发言把盛况推向又一次高潮。

各国媒体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对“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对中国的发言人邓小平，都做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当时舆论评论说，这个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中国人，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最好的代理人”。

会议期间，邓小平还会见了一些重要国家的领导人，阐明我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还进一步强调：“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邓小平非凡的气度与风采，征服参会代表。一位发展中国家的外长是这样描述他眼中的邓小平的：“讲话言简意赅，击中要害，给人以极深的印象；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深刻实际，引人思索；气度非凡而又随和。”另一位发展中国家的常驻代表认为，邓小平将是中国未来的伟人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者。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及《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行动纲领》，两份文件中很多地方都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这充分说明，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对此次大会做出了重大切实的贡献。

4月19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回国。当日上午，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小平同志率代表团今日下午五时半到京，欢迎场面同欢送时一样。”下午，周恩来不顾病痛，再次前往机场，以隆重的仪式迎接邓小平一行回国。

邓小平这次率团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不仅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而且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同时，也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国际政治活动家的重要地位。“邓小平”这个名字从此被国际社会广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