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1日，包括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十一个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内的中央军委，聚集在首都京西宾馆会议厅里，举行了中央军委座谈会。邓小平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出席了此次会议。
在与众人打过招呼后，邓小平便轻松地在讲台前坐下来。随后他发表了将近九十分钟的讲话——《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这九十分钟是对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九十分钟。
邓小平从1984年国庆阅兵开始讲起，他说：“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随后却话锋一转地表示，这次阅兵有个缺陷——他拿自己的年龄起了个话头。1904年出生的邓小平，1984这一年刚好八十岁，他认为由一个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一个缺陷。八十岁的军委主席！这番话对在座的高级将领们来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军队高层老化问题。邓小平由此问题讲到了军队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指出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邓小平多次强调的主题，他认为党的政治路线实质上就是搞四个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的顾全大局，便是整个中国一心一意和平发展的大局。所以，邓小平在1984年的军委座谈会上讲话强调，军队工作要有力支援国家发展国民经济。
他说：“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
国力大大增强了，搞国防建设就容易了。培养军队和地方适用的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地方欢迎军队培养两用人才，只有这方面工作真正做好了，部队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才会变得更加容易。军队里面一些有专业技术的人才转到地方各行各业去，对地方来说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援作用。
在军委座谈会的讲话中，邓小平特别提到，为什么这次能够摸“老虎屁股”，进行城市改革？应该说改革是有点风险的，这次北京就出现抢购物资的现象。不仅北京，好多城市都有。我们预料到这点，我们为什么不怕？因为物资比较多，群众一看，又稳定下来了。
邓小平一直对党的十二大承诺的国内经济翻两番很在意，这次的谈话中他也特别提到这个翻两番是肯定能实现的。他认为翻两番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外经济开放，二是对内经济搞活。邓小平认为，改革就是搞活，也就是开放政策。中国要做到三个方面的开放，对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要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是一个方面。即使国家关系不能够正常化，但可以做生意、搞技术合作，甚至于合资经营、技术改造。最后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邓小平认为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对内经济搞活，改革经济体制，发展起来很有希望。但他也坦率地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会出些问题，但只要我们一步一总结，出现问题赶快改，当然并不是大改，中国大的方针是不会变的。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从此走上了一条和平时期建军的道路。
他在阐述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之后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随即，他提出要裁军一百万。
在解放军建军史上，曾多次出现精简兵员的活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百万大裁军，却是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大行动。
1984年中国国庆35周年阅兵式，是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继1959年国庆后，25年来第一次举行的盛大国庆阅兵，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次国庆大阅兵是在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形势下举行的，具有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展示军威和国威的作用。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麾下雄师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然而，谁又能想到，在198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全军裁减员额100万”的设想。幽默的四川方言里，凝聚着邓小平的深思熟虑：“可以‘抖起胆子’下决心了。”这个决心现在看来，百万大裁军既是一次转移也是一次冲锋。
裁军，在国际和国内，都不是新话题。历史上，裁军的提法始于1899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当时为避免自己的军事力量落后于迅速发展的西欧列强，提出召开26国海牙裁军会议。由于与会国都想借助裁军的方式来削弱对方，所以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八年后的1907年，这位俄国沙皇又一次提议召开第二次裁军会议，结果却是——非但没裁下来，反而导致军备竞赛直线上升。而这也最终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灾难中诞生的联合国，一开始就把裁军列为它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口号之一。当时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裁军是当代人类安全与幸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人人都在喊裁军，口头上空喊了40年，反映出的结果却是——越裁越多，各国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世界上的超级大国那里，“裁军”的口号成为了一种心理战，变成了政治把戏和掩盖军备竞赛的烟幕。再反观中国，确实是在用百万大裁军的实际行动，维护着世界和平。
邓小平裁军100万的决心，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是一个让全球震惊的行动。与此同时，这也是在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确是要一心一意谋求和平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相继爆发的几场局部战争呈现出了跟过去完全不同的作战样式和战争形态，而这里面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技术兵种的倚重和对各军兵种有效协同的依赖。这些战争中显现出的变化，邓小平自然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在全新的时代背景和科学的军事参照下，他站在世界军事变革的大局上，认为百万大裁军主要精简的应该是步兵。
在“现代战争是合成军作战”这一重要趋势下，中国裁军不是单纯地减人数，裁掉那些技术兵种，而是为了要有强大的空军。此外，也要把海军“搞大一点”。邓小平在精简政变过程中，对技术力量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候：“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
所以，后来百万大裁军正式实施时，人们也注意到了，这次裁军并非简单的人员裁减，而是通过非常科学和适当的方式，让我国解放军实现军队结构上和战略上的大调整。中国也正式从陆军“一军独大”发展到海、陆、空、二炮科学搭配，从单一兵种发展成合成兵种，从各自为战变化为体系作战，解放军各军兵种的比例结构进一步趋向于均衡及合理。
然而，由于种种遗留的历史原因，解放军结构调整却并不顺利。其“臃肿”问题由来已久，如何给军队“消肿”也一直是邓小平在苦思的问题。早在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军委工作时，他就提出军队要把“消肿”作为首要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在1975年到1984年的十年间，邓小平已经就“消肿”问题谈了多达数十次。在这十年间，虽然进行了四次精简整编，军队员额已经有很大缩减，但邓小平的这个“心病”却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对结果仍不满意的邓小平在1982年的整编方案上批道：“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
面对当时最新的作战样式和战争形态，中国军队已经处在兵员多，且结构不合理的严峻情况下。有关资料显示，当时世界几个国家军队的官兵比例是：苏联为1∶4.56；美国为1∶6.15；联邦德国是1∶10；法国是1∶17。而中国则是1∶2.45，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邓小平尖刻地说，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跑反都跑不赢！”
从另一方面说，中国当时正处于一心一意寻求和平发展中，国内经济翻两番的愿景，也与庞大而臃肿的军队不符。“虚胖子”打不成胜仗，该是下决心的时候了，邓小平在1984年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强调说：“我们军队要一切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他还说：“军队大力支援国家建设，争取全国早日实现翻两番这个大目标。国力增强了，搞国防建设就容易了。军队要节省开支，改善武器装备，更要提高军政素质，这就必须减少数量。”邓小平表达的，正是中共中央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深思熟虑之后，集体下定的决心。国家的发展，需要大局观。当时的情况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能兼得，那么就先集中财力、物力先顾经济建设这一头。他果断地表示：“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这位以清醒果断、坚忍不拔和善于处理最复杂局面而著称于世的统帅人物，把最大的决心传达给在座的每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他表示：“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国家的安全保障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我国当时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的军队结构该改改了。
现在看来，这个得罪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军队的整体面貌：人员素质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编制构成精干高效；常规武器从过去的长足发展，变成国防尖端技术的重大突破；军队朝着机构精干、智慧灵活、装备精良、反应快速、行动高效、战斗力强的目标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如果说每一次“瘦身”都是一次嬗变，邓小平做出的这个决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让中国军队做了一次“乘法”。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非但没有因为这次裁减员额而减弱，反而变得越来越强，向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目标奋进。而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百万大裁军的决定更是对军费使用与国防建设的效益问题、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的科学处理提供了全新模式。
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建设成果上看，我国坚持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的决定是正确的。国防开支的减少，使军费的分配结构和投向投量趋于科学合理。中国精兵之路越走越宽的同时，国力也在发生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