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并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标志着邓小平正式复出。

回顾邓小平的政治人生，可谓“三落三起”。第一次“落起”是在30年代初期中央苏区时，当时29岁的邓小平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坚决反对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央临时政府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邓小平随即遭到批斗，撤销一切职务，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的处分。

第二次“落起”是邓小平一生中最痛苦的阶段，“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打倒并被下放到江西南昌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进行劳动改造。“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恢复工作，并在1975年开始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1975年，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随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小平再次被错误批到、撤职。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历经“文革”十年动乱的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出现可能。

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1月6日起，通过集会、演讲等形式，人民群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声讨“四人帮”，肯定1975年邓小平推动全面整顿的成绩，强烈要求邓小平复出工作。当时，全国各地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标语。同一段时间，叶剑英、陈云等也在向中央力荐邓小平，但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还是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尽快”。为促成邓小平早日复出，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场合向中央或中央主要领导人进言。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发表社论，首次在全国公开“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党中央，他在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向前推进。”此时，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了。华国锋顺应党心民意，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这也使得邓小平第三次迈进中南海。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当时已72岁的邓小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历史序幕。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则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重要讲话。

“文化大革命”结束，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中国的道路如何走下去？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部分中央领导仍坚持推行“两个凡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方面，邓小平则多次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在这次全会上讲话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这番话，实际上是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体现了他强大的理论勇气。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就已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他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

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并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一直强调的。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比如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1975年，还针对‘四人帮’的诬蔑，提出‘老九不能走’。”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历来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人民。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多次反对对他本人的一些不适当不科学的评价，经常教育我们正确理解人民与领导人或领袖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他说：“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

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从毛泽东思想里面的党的学说问题谈起。邓小平强调，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1957年，毛泽东同志概括地讲了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当然，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都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

然而，“四人帮”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给党的建设、党的作风带来了很大的损害。需要重塑党的形象，加强党的领导，增强人民的信心。怎样才能达到上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呢？邓小平认为，就是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建设这个领域里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邓小平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毛泽东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同志们总记得，在延安的时候，生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为什么提倡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泽东同志看法不同，他说，讲得有道理，群众的呼声嘛！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一向非常注意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思想，群众的问题。”

为什么邓小平要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四人帮”的迫害导致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邓小平说：“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么，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我们要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

整党整风，这是很必要的。邓小平提出，我们这些老同志也得整一整风，当然不是人人过关喽。我们现在不搞那个方法，自觉地整一整风也需要吧！给青年党员、干部做个榜样嘛，传帮带嘛，把毛泽东同志建立的党的学说，党的作风，传帮带，带好嘛！那样，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

在邓小平看来，“四人帮”在那里危害党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可以说99%的干部、党员和人民，都是十分担心，忧心忡忡。他说：“我们有这样好的干部，这样好的党员，这样好的人民，他们觉悟程度很高，对党的事业无限信任，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取得伟大胜利的最可靠的保障，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和同志们一样，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力争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兴旺起来，使我们党的事业兴旺起来，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我们能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就他的复出，邓小平同参会的同志还讲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他说：“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并没有破坏邓小平的形象，反而是让他在这个舞台上更加耀眼。毛泽东曾对这个“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有过中肯的评价：“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实质上是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为什么要批评“两个凡是”，是因为“文革”后，华国锋推行的这个方针引起了党内外群众思想的混乱。在“文革”的长期动乱后，人们有急切的要求——澄清是非，肃清“左”倾的错误；“文革”玷污党的形象，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领导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都让人产生了怀疑情绪。如果这个时候不开展对“两个凡是”批判，难以抑制这种负面情绪，也无法纠正党内和社会上的错误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