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了此次大会的开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这个有6000人参加的全国大会，筹备了九个月之久。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年纪最轻的只有22岁，年纪最大的90岁。这些历经了“文革”迫害、劫后重生的科技精英们，在会上相逢，一时百感交集，激动不已。

1977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召开一次全国科学大会，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并提出规模可以大一些。1977年6月，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成，成员有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方毅以及李昌、武衡、张爱萍等16人。领导小组成立后，迅速抓了包括评选先进集体，先进科技工作者、起草会议主要文件等工作。三个月后，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印发了副主席叶剑英的诗《攻关》：“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与此同时，聂荣臻元帅也为大会赋诗祝贺，体现出中央高层与邓小平已达成共识。

1977年9月18日，中央印发长达12页的《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要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当恢复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保证科学研究人员每周至少必须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这个时间上的要求，也是经过考量才提出的，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科技研究人员遭受批斗，并长期要做政治任务，谁要是努力钻研业务，就会被扣上“白专”帽子。而保证“六分之五”，是为了科技研究人员将更多的经历投入到科学实验和提高科技事业中去，以实现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在此次大会上也重审了“六分之五”这点，他提倡，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我们说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好。如果为了科学上和生产上的需要，有人连续奋战七天七晚，那正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的崇高表现，我们对于他们只能够学习、表扬和鼓励。无数的事实说明，只有把全副身心投入进去，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畏劳苦，百折不回，才有可能攀登科学高峰。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

能够举行这样一个在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邓小平认为已经清楚地说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怀。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活动。青少年中，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

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围绕着要不要四个现代化，我们曾经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他们真是要搞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吗？

邓小平在讲话中停顿了一下，并稍微放大音量，坚定地表示说：“不，完全相反，正是在他们势力最猖狂的一些地方，社会主义遭到严重破坏。‘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首抓的就是教育和科技。在教育上，他实现了拨乱反正，恢复了高考。在科技上，也要如此。邓小平认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全国科学大会，目的就是动员全党全国重视科学技术，制订规划，表彰先进，研究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措施。

邓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顿的重点之一就是对科技工作进行整顿。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以及当时中国在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各项问题，邓小平在这次全国科技大会上再次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曾经喧嚣一时，颠倒是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

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在当时，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邓小平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复。他说：“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邓小平的论断，在当时极大地鼓舞经历了“文革”迫害的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调动了他们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他分析说：“‘四人帮’把今天我们社会里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正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当时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他提出，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当时的一个严重任务。邓小平说：“甚至在林彪、‘四人帮’那样迫害和摧残知识分子的时候，广大科学技术人员也没有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科学技术工作。许多人在同‘四人帮’斗争中表现出很高的觉悟。‘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迸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衷心拥护党中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加奋发努力工作。这样的队伍，多么难能可贵！这样的队伍，就整个说来，不愧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当时的科学技术队伍发生了青黄不接的现象，这就使加速培养年轻一代的科学技术人才的任务更加迫切了。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他说：“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要确实保证教师的教学活动时间，要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工作条件和业务学习。对于在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应该给以表扬和奖励。”

在人才的问题上，邓小平特别强调，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把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我们的科学家、教师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在科学史上可以看到，发现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对科学事业可以起多么大的作用！世界上有的科学家，把发现和培养新的人才，看作自己毕生科学工作中的最大成就。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国家现在一些杰出的数学家，也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被老一辈数学家发现和帮助他们成长起来的。尽管有些新人在科学成就上超过了老师，他们老师的功绩还是不可磨灭的。

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邓小平认为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中央规定，科学研究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这是重要的组织措施。它既有利于加强党委的领导，又有利于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衡量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党委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应当是看它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才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真正尽了自己的责任。

邓小平说：“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同时，是通过计划来领导，要抓好科学研究计划，要知人善任，把力量组织好。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也是党委的工作内容。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讲到这里，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中断了邓小平的讲话。邓小平的这句话说到了在场科技界精英们的心坎上，为各级科技单位和部门党委领导人，给出了一个最准确的定位和示范。

1975年的整顿，是拨乱反正的开始，也是改革开放的预演，科技领域成为改革之初当仁不让的突破口。郭沫若称1978年是“科学的春天”，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这个春天成为华夏大地上新的流行词，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百废待兴的形势下，这次全国科学大会打开了“文革”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开创了一个科技发展的崭新时代。它解放的不仅是人，还有智慧。这次大会，讨论通过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主持起草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根据规划，确定了8个重点发展领域和108个重点研究项目。1982年，规划的主要内容调整为38个攻关项目，以“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形式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