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15日至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宣传（科教、文卫）部长、高教和教育厅（局）长，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有关负责人，部分市、地、县和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代表，各级各类学校的代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以及知名教育家和专家学者共六百多人。这些教育界和热心教育的人士聚首在一起，是为了研究和部署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并讨论中共中央提交会议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

1985年，是中国全面开展教育体制改革的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改革发展尤为重要的第二个时期。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中国现代教育开启大幕。然而，在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下，中国的教育如何发展，该往何处发展，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方向。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中国的教育更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读书无用”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不仅严重降低了学生的学业水平，更使得中国的教育事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那十年间毕业的中小学生，实际多数达不到毕业程度，学生极端个人主义十分严重，思想道德水平方面急剧下降。看到“四人帮”闭关锁国，扼杀中国人才，邓小平十分心痛，也更加关心中国教育的未来。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后，邓小平主动提出抓科技和教育。他曾说过，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十年动乱，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教育事业，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在邓小平同志的关心和领导下，党中央开始了教育体制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资料显示，在这份改革文件起草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参加讨论的人数超过一万，稿件改动超过十次。正是在这样一遍又一遍的修改下，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终于成稿。实践也证明了，中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先进的、可以兴国的教育功不可没。

邓小平于5月19日出席了该会议，发表了一次仅有13分钟却意义非凡的讲话——《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为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在这个决定草案中，集中体现了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邓小平认为，对这两样的重视程度，可以影响到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他说：“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

这以前，邓小平就说过，他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他对人才的重视可见一斑。当时，中国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为了服务好这个大局，各项工作都开始把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在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一根手指”让军队裁减100万，从教育方面看，邓小平强调，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邓小平在教育方面，是放了狠话的：“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他一直强调，没有知识和人才，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他最关心的，是人才。在之前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他提出的观点是：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人才的培养，而中国的崛起又正是因为人才的优势，邓小平在这方面有着卓越的远见：人才培养依靠教育。而如何来发展教育，邓小平讲话中也提到，关键是在于领导成熟、体制完善和投入的多少。空话、套话在邓小平那里从来都是行不通的，发指示、空话过日子是坏作风。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用我们现在的新名词来说，就是“走转改”，比如说，改革的决定，在你那个地区、那个部门，怎样贯彻落实？校舍和教学设备不够，怎样解决？学校经费不足，怎样筹集？师生的伙食，怎样办得好一点？师资培训，怎样组织？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怎样改进？等等，都在邓小平的讲话中提到。他认为，领导就是用来服务群众的。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经常深入学校，倾听广大师生的意见和呼声，为他们排忧解难。

中国古人的观点“孤阳不生，孤阴不长”，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指导价值。经济的发展依靠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经济也是人才发展的基础。“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教育领域成为重灾区。教育事业的停滞不前，不仅耽误了一代人，而且使教育质量急剧下降。据资料显示，高等学校由1965年的434所减为1971年的328所，减少106所。其中原有政法院校6所被全部撤销，原有财经院校18所被撤销16所。这些被撤销、裁并、搬迁的院校都遭到了严重损失。

十年动乱中，从1966～1969年高等学校有四年停止招生；1970年和1971年虽然开始招生，但是都只是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且每年只招4.2万人。招收的学生中，大多数只有初中水平甚至不到初中文化水平。从学生在校期间所学来说，这几年他们主要的任务都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以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为内容，怎能学到更多更好的知识？大学毕业生根本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

有统计显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估计为国家少培养了10万名研究生、100多万名合格的大学生、专科毕业生和200多万名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中国人才继而出现青黄不接、知识匮乏的严重问题。

邓小平对我国教育的发展是乐观的。这个乐观，底气何来？从1977年结束“文化大革命”灾难、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到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教育基本上从一张白纸开始，没有任何的经验可循。然而悲观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当时的中国城乡和社会各界，蕴藏着极大的办学热情，不少爱国侨胞也热心捐资办学。邓小平认为，只要各级领导认真抓教育，扎扎实实抓它几年，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空前繁荣的新局面，一定会到来。

一个区域的人才竞争优势，要从数量、质量、投入和效能四方面来判断。数量是规模，质量是水平，投入是发展后劲，效能是人才创造出的成果，从这四方面就能表现出一个区域的人才竞争能力。

早在1977年5月，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著名讲话，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新时期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基本价值。他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1980年5月，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第一次提出了“四有”的培养目标，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1985年，这个表述改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邓小平特别强调：“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而也是这一年，发展教育事业被他上升到更为重要的高度，他要求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

办教育的两条路，就是我们所说的数量和质量。而另一方面，作为教育的发展后劲，投入一项必不可少，这点在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也有体现，草案规定，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现在，各级都有一些领导干部，宁肯把钱花在并非必要的方面，对于各种严重浪费也不感到痛心，唯独不肯为发展教育而花一点钱，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但是同时必须认识，国家对教育的投资毕竟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办学经费困难和教师待遇较低的状况只能逐步改善。

在那个时期，我国进行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让中国消灭贫困，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的改革，这是只看结果的目的导向性。而邓小平则更注重于改革实践的过程，他强调说：“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重视，扎扎实实地抓，组织好施工。”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也于5月迅速颁布了，它是新时期教育的真正起点。有人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认为，1985年的这次会议和《决定》以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针，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对于促进教育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经济、科技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教育体制改革，实行基础教育“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改革，对于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关心、支持教育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的落后面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据不完全统计，1985～1992年，短短七年间，社会各方面集资办教育超过1062亿元，基本消除了农村中小学的破旧危房，明显改善了办学条件。这七年的扎实基础，对推进中国范围内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人评价说，如果单纯依靠国家投入，完成这些工作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或许是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