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8日，继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次务虚会持续时间长达两个多月，主要讨论我们党工作重心转移后的理论工作问题。

什么是务虚会？首先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跟务实相对而言的。务实是将决策变成现实的过程；务虚则是针对决策环节而言，是决策前对决策的可行性、具体操作、突发情况预案等的分析研究过程，是对事物发展规律与走势进行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务虚会议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会议，指各级政党、政府机关、军队、企事业单位等的决策层就组织机构整体战略或某项具体工作，从政治、思想、政策、理论等诸方面进行讨论，达成共识，创造理论、制定路线、提出纲领、确立原则的会议。

1979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理论务虚会，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理论工作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大幕。这次会议就是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举行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肯定了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所进行的巨大工作，认为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就全国范围来说已经可以胜利结束，决定把全党的工作的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三中全会解决了党的历史上所遗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便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

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参会者从1月18日召开开始，就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总的说来，这次会开得是有成绩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方针。重要的是，要从实际出发，密切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宣传和贯彻这个方针。

粉碎“四人帮”两年半以来，中共党内和社会上已经基本上摧毁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势力，调整和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党、政、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人民可以信赖的干部手中，党、政、军的工作也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秩序。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和来之不易的成就。邓小平说：“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混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全党的党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都要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这个政治局面。”

安定团结当然是有原则的。经过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特别是经过1978年冬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关于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国民经济状况已经好转，各部门的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上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全国范围来说，安定团结的局面正在继续巩固，党内外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正在继续发展；党的优良传统有了很大恢复，党内外的思想有了很大解放，实事求是的作风日益深入人心；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党内外千百万人的积极性；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得到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热烈欢迎。

邓小平着重地指出，两年多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到了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从这次越南自卫还击战的国际反应来看，绝大多数人是从心里同情我们的。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当时，中国还有困难，而且有些困难是比较严重的。邓小平认为，不看到这一点，也会犯大错误。

首先，对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的我国的经济状况，要有个清醒的估计，要有个统一的看法。十多年来，我国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农业、工业、基建、交通、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而调整是前进中的调整，是为了给实现四个现代化打好稳固的基础。他还指出，有些不切实际的和对整个经济害多利少的高指标要坚决降下来，有些管理不善、严重亏损的企业要限期整顿，甚至于停下来整顿。退一步才能进两步。

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邓小平说：“我们要告诉全国人民，必须这样做才能更好地前进；在调整的过程中，要坚决相信和服从党和政府的安排。我们要看到，这次调整工作同60年代初期那一次相比，既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也有一些困难。那次调整，各级领导力量和党内外的组织性纪律性都比现在好，不像现在这样还存在着某些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安定因素。”

当时，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捣乱所欠下的账和留下的毒，各地的负担很重。主要的问题有哪些呢？一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同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相结合，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二是我们有些干部，面对着崭新的历史任务，思想还不够解放，不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三是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还顽强地纠缠着我们。

邓小平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涉及面很广的调整工作，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如果不大力加强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工作和教育，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

他说：“现在中央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中央、国务院和各地领导机构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坚决发扬民主的同时，大力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确保安定团结。中央和各地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陆续成立，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中央和各地党委搞好党风。我们完全有信心克服前进中的暂时的困难，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去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当时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邓小平用一句话来概括了：就是搞现代化建设。他认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所有人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

邓小平同时认识到，要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在讲话中将我们党长期以来尤其是三中全会后，一贯坚持的和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

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对中国来说仍然有效。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邓小平指出，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所以不但引起全党而且引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正是因为他们踢开了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而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威信在全国人民中所以普遍提高，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

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认为，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

他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

在对待“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邓小平严肃地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什么将之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

当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而且提出种种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

邓小平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他说：“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对敌人的专政分不开，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分不开。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作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

什么是我国当时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我想，对于这两方面理论工作的比例来说，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邓小平要求，今后从中央起，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思想理论工作放在正确轨道和重要地位上。他说：“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

对于几个理论工作者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也对其中几个比较迫切的问题提出了一点看法。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邓小平认为还是按照毛泽东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当时的主要矛盾，则是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

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的方式，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邓小平认为，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

“四项基本原则”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为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实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在理论上有了重要支撑。

这次务虚会使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对形势、任务、党的方针政策和自己的工作的认识提高了一步，更紧密地团结在了党中央的周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以及对国家未来发展所进行的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