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他明确提出20世纪80年代要做的三大任务：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三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清晰地认识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所面对的国内形势。当时全世界都估计到，20世纪80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发生了阿富汗事件，还有伊朗问题，更不用说早一点的越南问题、中东问题。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有很多。总之，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另外一个摆上日程的重大问题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当时提出的是，力争80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

改革开放的重点就是要将所有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他指出，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80年代做出决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所以，对于我们的设事业来说，80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

邓小平认为，80年代要做的这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

当时的整个国内形势对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形势发展非常快。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当时打倒“四人帮”已经三年多了，我们党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外交方面发生了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四人帮”帮派体系和他们的罪行的清算，基本上整顿了全国各级组织的领导班子。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的统计，总数已有290万人。此外，还摘掉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基本上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和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恢复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名誉和传统。

国内和党内的民主生活也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民主制度一年比一年健全，民主生活一年比一年扩大。邓小平表示，尽管许多重要问题还要深入研究，还要努力兴利除弊，但要看到主流，看到实质。在建国以来的29年中，我们连一个刑法都没有，过去反反复复搞了多少次，三十几稿，但是毕竟没有拿出来。现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通过和公布了，开始实行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希望。

邓小平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正确的解释，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是大家知道的。我们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或者说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公安、检察、司法工作，民族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工人、青年、妇女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工作，都开始走上了正轨。”

从经济方面来看，经过两年多的工作以后，党中央对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八字方针不是偶然提出的，是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分析了当前的情况，为了今后的工作发展得更好、更快而提出的。今天看得越来越清楚，提出这个八字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

三中全会在农村工作方面，做出了两个决议，规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决定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三中全会以后，提了职工工资，开辟了相当规模的多种多样的就业门路，1979年一年就安排了社会待业人员七百万人以上。同时，加强了轻纺工业，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实行了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财政体制在逐步改变，其他体制也决定了逐步改变的试行办法。邓小平指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今后还要继续调整，还要继续改革。但是应该说，我们在经济方面，这三年，特别是近一年来，成绩是巨大的。“我们看看农村。我们这个国家的特点，现在还是80%的人在农村。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面貌一新，农民心情相当舒畅。这不是我们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在发生作用吗？城市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物价方面有些混乱，但是大多数工厂企业的生产秩序有了很大的进步，人民生活由于工资调整、就业增加、住房增加，也开始逐步有所改善。”

当时的中国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邓小平说：“我们付了学费，也吃了一些亏，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积累本领，而且已经开始取得效果。现在需要总结经验，搞快一点、好一点，需要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需要制订长远规划。这些都是大事，我们不能急躁，也不能耽误时间。中央希望经济战线上做实际工作和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和衷共济，通力协作，取长补短，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少说空话，年内共同拿出几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拿出一个长远规划来，提给中央。”

就外交方面来说，三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日美两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华国锋访问了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访问了欧洲四国；李先念和邓小平访问了亚洲、非洲一些国家；还有大量各种级别的外事访问，去了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

邓小平说：“这三年，特别是去年一年，我们外事出访空前多，外国领导人员来访也几乎每月不断。这些活动，奠定了我国外交上的新格局，使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了比较好的国际条件，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也扩大了阵容。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继续增强。”

早些时候的政协座谈会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或者说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是：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当然，这四条不能包括一切，但是它大体概括了我们主要应该做些什么事，指出了当前努力的方向。

叶剑英在1979年的讲话表述政治路线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也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我们现在的总路线。邓小平认为，这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除非是发生大规模战争，否则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条路线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去。

邓小平指出，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如果过去没有“左”的干扰，没有1958年的波折，尤其是没有“文化大革命”，不要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吸收世界先进经验，不要说好多的雄心壮志，只要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干，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一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一定有了较大的改善。

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邓小平说：“‘四人帮’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残余还存在。我们不能低估这些残余的能量，否则就要犯错误。派性分子还存在。新生的打砸抢分子也有的是。还有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我们要学会使用和用好法律武器。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邓小平指出，真正要巩固安定团结，主要的当然还是要依靠积极的、根本的措施，还是要依靠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同时也要依靠完备法制。经济搞好了，教育搞好了，同时法制完备起来，司法工作完善起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

要求安定团结，是不是会妨碍“百花齐放”呢？邓小平给出了一个坚定的回答：不会。他说：“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有人说，三中全会是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收。邓小平表示，这完全是歪曲。共产党员决不能够容忍这种歪曲，而且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歪曲。他说：“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三中全会就要求安定团结，就要求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最大利益服务，而决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

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邓小平认为，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

“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邓小平指出，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邓小平对于艰苦创业，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了“小康”概念并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到20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金，算个小康水平。

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邓小平指出，反对特殊化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197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用于解决当时群众对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生活特殊化问题。邓小平指出，对于违反中央规定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进行认真的教育，教育无效的就要实行组织措施以至纪律处分。

反对特殊化只是艰苦创业中的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杜绝各种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不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和不合质量要求的废品，降低各种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要使大家懂得，我们的资金来之不易，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来之不易，任何浪费都是犯罪。生产有了发展，还要照顾到以后的发展，要搞基本建设，要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补偿多年来的欠账。

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理所当然的，干部队伍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有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要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纪律。邓小平在座谈会上重审，我们的干部队伍务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说：“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和其他种种原因，加上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外交关系、外贸关系，并且还在发展这些方面的关系，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在这次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提到了选拔年轻干部的问题，他指出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别的事情搞差一点，这件事情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得了账，否则是交不了账的。

邓小平说：“上面说的80年代的三件大事和四个前提，任务都是很繁重的。但是，我认为，只要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任务就能够完成。”“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踢开党委闹“革命”，党被打乱了，“四人帮”实行的是帮领导、帮统治。邓小平认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邓小平说：“关于改善党的领导，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我们历来说，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军队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如果今后继续实行这个制度，那么，工厂的车间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班组里边是否也要由党支部或者党小组领导？同样，大学的系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这样是不是有利于工厂和大学的工作？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可能损害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

他说：“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是用这种组织形式，还是用别的办法，比如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包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成为各种专业的内行，并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比一般人负担更多的工作。一个工厂的党委，总必须保证在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成本方面完成计划；保证技术先进、管理先进、管理民主；保证所有管理人员有职有权，能够有效率、有纪律地工作；保证全体职工享受民主权利和合理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学习条件；保证能够培养、选拔和选举优秀人才，不管是党员非党员，凡是能干的人就要使他们能充分发挥作用。”

邓小平强调，如果能够保证上面这些内容，就是党的领导有效，党的领导得力。这比东一件事情、西一件事情到处干预好得多，党的威信自然就会提高。

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律废弛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也是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纪律相当废弛，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规定的任务，可以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

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必须严格执行这几条。否则，形成不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邓小平的形势分析为这个时期我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特别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纪律和战斗力的重要性，让我们党更加能够胜任整个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巨大领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