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的城市

面临着挑战

一方是高山

一方是海洋

——拉·吉卜林

想象有一本小说是写芝加哥或者布法罗的，或是写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利的吧！美国只有三座大城市被称为故事城——当然有纽约，新奥尔良，最好的是旧金山。

——弗朗克·诺瑞斯

加利福尼亚人以为东边就是东边，而西边则是旧金山。加利福尼亚人不仅是一个州的居民，他们还是一个种族的代称。他们是住在西部的南方人。芝加哥人为自己的城市所感到的自豪也许并不比他们差，可当你问他们为什么的时候，他们只会喃喃地说因为有湖鱼和新盖的共济会大楼。而加利福尼亚人却可以讲到许多细节。

有关天气，他们就可以和你谈上半小时。当你在考虑煤炭开支和厚内衣的时候，他们会误以为你佩服他们，他们能将这个有金门的城市说成新世界的巴格达。当然，这只是个观点问题，不必予以反驳。不过，亲爱的兄弟姐妹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当一个鲁莽的家伙用手指着地图说：“这个城市里不会有什么浪漫故事的——这儿能有什么事呢？”用这样一句话来向历史、浪漫主义、兰德和麦克纳利挑战时，那他就太草率无知了。

纳什维利——一个城市，港口，是田纳西州首府，位于坎伯兰河畔，它有两条铁路。被认为是南方最重要的教育中心。

晚上八点的时候，我走下了火车。找遍了词典，也无合适的形容词，我只能用配比来形容这里了。

百分之三十的伦敦的雾；百分之十的疟疾；百分之二十的泄漏煤气；百分之二十五的露水，在太阳升起时的砖地上收集得到；百分之十五的蜜制忍冬草。这些混合在一起。

这种混合物可以给你一个纳什维利的毛毛细雨的概念。它没有樟脑丸香，也不像豆汤那么味道浓郁，可已经够了——它随时恭候。

我坐上一辆死刑犯押运车去了旅馆。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控制住自己不像《双城记》里的西德尼·卡顿那样爬到车顶上去受死！拉车的是过了时的畜生，赶车的是刚解放了的黑人。

我又累又困，一到旅馆就赶紧给了赶车人所要的五毛钱(我向你保证，我给了小费)。我知道这里的习惯，我不想听关于老主人或者战前的什么事的唠叨。

旅馆是经过翻新的。也就是说花了两万块添了新的大理石柱、瓷砖、电灯以及摆在休息室里的铜痰盂，以及一张新的列车时刻表，在一张平版的“观山图”上面是一间特大房间。旅馆的管理非常好，服务也充满了南方特有的细致，不过动作却像蜗牛般迟缓、像瑞普·凡·温克尔那么幽默。这里的食物绝对值得远征千里专程来吃。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别的旅馆可以吃上如此的烤鸡肝美味儿。

吃晚饭的时候，我问一个黑人侍者，城里可有什么能玩的。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啊，老板，太阳下山以后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玩的地方了。”

太阳已经下山了，已经沉入毛毛细雨里了。我走进这毛毛细雨之中，想看看究竟有些什么景象。

此城地势起伏，街道均为路灯照亮——为此每年至少要花费三万二千四百七十元。

我离开旅馆就看到了一场种族暴乱。一群自由民迎面向我扑来，有阿拉伯人、祖鲁人，都拿着武器——还好，是马鞭不是来复枪。黑暗之中我还看到一片黑乎乎的马车，听到了令人放心的叫喊：“老板，去哪儿都行，都是五毛钱。”我这才知道我是一个“乘客”，而不是一个受害者。

我走过长长的街道，发现所有的路都是上坡。我有些疑惑，这些街道在什么地方下坡呢？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下坡吧，除非把它们筑平。在这几条主街上，间或在一些商店里可以见到一些灯光；公共汽车载着可敬的自由民们来往。有一边走一边说话的人走过，有生动的笑声从卖苏打水和冰激凌的小铺里传过来。在那些算不上主街的街道两旁，集中了许多平和安静的屋子。很多窗户透过窗帘都泄出了些许灯光，还有几架钢琴奏出整齐而美妙的演奏声。确实没什么可玩的，我真希望自己是在日落前来到这里的。于是，我便回了我住的旅馆。

一八六四年的十一月，南部联邦的胡德将军进攻纳什维利，包围托马斯将军率领的国防军。在随后的战斗中，南军惨败。

在有嚼烟草习惯的地方，我听说过、目睹过也十分佩服南方人在和平时期的好枪法。我住的旅馆里面，正有一件让人吃惊的事等着我。在宽敞的休息室里，放着十二个崭新的、明光瓦亮、冠冕堂皇的铜痰盂，十分高大，足可称之为缸；口子也非常大，女子垒球队的投手在五步之外也能把球投进去 ！虽然经历了可怕的战斗，而且战斗依然在进行，敌人却并没有损失多少。它们依然明光瓦亮、冠冕堂皇地摆在在那儿。杰弗逊·布瑞克的影子啊！那瓷砖地——漂亮的瓷砖地啊！我不禁又想到了纳什维利战役，按我愚蠢的习惯，试图得出有关射击技术遗传的结论。

我是在这儿第一次见到少校——这样称呼实在太没有礼貌了——温特沃斯·卡斯维尔少校。我一看见他就知道他是那一类人了，这种人很让人烦。老鼠没有择地而居的习惯。我的老朋友阿·丁尼逊论述任何事情都是一针见血：

先知啊，诅咒那喋喋不休的嘴巴，诅咒这不列颠的坏蛋——老鼠。

让我们随便把“不列颠”这个词置换一下吧。老鼠就是老鼠。

这个人在旅馆的休息室里逡巡着，仿佛是一条忘了把骨头埋在了什么地方的狗。他那一英亩大的脸上，又红又胖，还有一种佛似的睡意矇眬的感觉。他也有一个优点——脸刮得很干净。人身上的动物特征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除非他带着满脸的胡子碴儿到处乱跑。我想，他那天假如没刮胡子的话，我肯定不会搭理他。那么世界上就少了一个谋杀者。

当卡斯维尔少校向痰盂开火的时候，我正站在离痰盂五步之内的地方。我的观察力还是非常够用的，我发现进攻者用的不是来复枪而是老式的多管格林机关枪时，便赶紧向边上一闪。少校抓住这个机会向一个非战斗人员道了歉。他是个唠叨嘴，四分钟之内便和我交上了朋友，拉我到了酒吧。

在这儿我要插一句话，我是个南方人。当然，这并不是由于职业或贸易的原因。我不愿使用窄领带、垂边帽、礼服大衣，我不喜欢嚼烟草，也避而不谈谢尔曼毁掉多少棉花包。当乐队演奏歌颂南方的曲子《狄克西》的时候，我也不喝彩。我坐在皮椅子中，向下滑了滑，坐得低了一些，又要了一杯啤酒，真是希望南方的朗斯吹特曾经——可又有什么用呢？

卡斯维尔少校用拳头砸酒吧一下，响起了萨姆特尔要塞第一声炮的回响。当他开了在阿波马托克斯宣告南方失败的最后一炮之后，我心中有了希望。可他又说起他的家谱来，说亚当只是卡斯维尔家一支旁系的第三代堂侄。然后他又十分令人讨厌地说起了他家的私事。他说他的妻子的祖先是夏娃，还决然否认她在梦乡中可能和谁有亲戚关系的说法。

这时，我怀疑他这是在用胡说八道来遮掩他已经要了酒的事实，到时候好让我付账。可酒端上来之后，他立刻就抛出一枚银币，响亮地砸在吧台上面。这样，再来一巡酒也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付过钱了，离开了他，因为我已经不太讨厌他了。我离开他之前，他还在高声地说着他妻子的收入，还拿出一大把银币来让人看。

我从旅馆的前台取钥匙的时候，服务员殷勤地说：“如果那个名叫卡斯维尔的家伙冒犯了你，你又准备起诉的话，我们可以把他赶出去的。他是个游手好闲的讨厌鬼，可他身上总是有钱，我们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理由把他赶走。”

“啊，不，”我稍加思索后说，“我不准备起诉他。不过我倒愿意记录在案，我不想成为他的朋友。你们的城市，”我接着说道，“看来十分安静。你们能给陌生客人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娱乐、冒险和可资兴奋的事呢？”

“好吧，先生，”服务员说道，“下周四有一场演出——我来查一下，把海报和冰水一起送到你房间里。晚安！”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我向窗外望去。才刚十点钟，可外面已是一片寂静了。毛毛雨还在下着，路灯昏暗而稀疏，仿佛妇女交换市场上出售蛋糕上的无核小葡萄干一般。

“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我自言自语着说，第一只鞋已经脱下来了，砸在了楼下的顶棚上。“这里并没有西部和东部的色彩和花样，只是一个平凡的、尚好的、无聊的商业城市。”

纳什维尔是全国最为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鞋和靴的产量为美国的第五位，南部最大的糖果业和饼干业制造城市，谷物、食品杂货以及药品的贸易额也非常大。

我必须告诉你我为什么来纳什维尔了，因为上面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不仅让你也让我烦了。为了个人的一些事务我要到其他地方去，可北方的一家文学杂志让我在纳什维尔停一下，为出版商与一个叫阿扎利亚·阿戴尔的建立联系。

阿戴尔(除了笔迹外，对他别无线索可知)寄来过几篇散文(失传的艺术！)和几首诗歌，曾经让编辑们在吃一点钟的午饭时赞叹了很久。所以他们让我来找上面说到的这个阿戴尔，在别的出版商跟她或他签每字一毛或两毛的合同之前，先跟她签两分钱一个字的合同。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吃过烤鸡肝以后(如果你能找到这家旅馆，不妨来尝一口)，我出去，走进毛毛雨中，那雨是无始无终的。就在第一个拐弯的地方，我碰上了凯撒大叔。他是一个高大健壮的黑人，比金字塔年纪还大，灰白的头发，一张使我想到布鲁塔斯的脸——仔细看又很像死去的塞提瓦约皇帝。他穿着一件很奇怪的大衣，我不仅从未见到过，也从来没有期望见到过。它长至脚踝，曾经是南军的灰军衣，多年的雨淋日晒使约瑟的彩衣和它相比，也简直成了灰白的单色。我必须讲一下这件大衣，因为它和我们的故事有关——这故事挺长时间还没开始，因为你很难期望纳什维尔会有什么新鲜事儿。

这以前一定是军官穿的大衣。大衣的披肩已经不见了，前襟上的漂亮的流苏和装饰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细心地缝上去的是用普通麻线捻成的新的装饰(那肯定是出自一位黑妈妈之手)。这些新缀上去的装饰也已经磨烂了。还勉强地挂在那儿是为了显示其往的威风。最具喜剧意味也最让人感到悲哀的是，除掉一颗从上向下数第二颗处的扣子以外，其余的扣子全没有了。大衣是用麻绳穿过扣眼儿和对襟上粗糙地挖出的洞，连起来系在一起。如此稀奇古怪的破玩意儿确实少见，那仅有的一颗扣子有半美元硬币那么大，质地是黄牛角，也是用粗麻线缝缀着的。

这位黑人站在一辆旧马车的旁边，那马车可能是非洲人的祖先汉姆离开方舟以后，弄了两匹牲口跑出租时用。我走近他时，他打开门，用鸡毛掸子毫无实际意义地撞了几下，用深沉的粗声说道：

“先生请进；一尘不染——我刚送完葬回来，先生。” ’

我想遇到这样的盛典，马车是要特别清洗一番的。我向街两边看看，见排成一排的出租马车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揽到雇主的机会。我在记事簿上查找阿扎利亚·阿戴尔的地址。

“我想去杰萨明街八百六十一号。”我一边说，一边向马车上走着。可那黑人用又长又粗、黑猩猩一般的胳膊拦住了我。他阴沉的脸上，一时间笼罩上了怀疑和敌视。不过，他很快又恢复了常态，讨好地说道：“老板，你干吗去那儿啊？”

“跟你有关系吗？”我厉声道。

“没什么，先生！真没什么。那儿是城市中一块很偏的地方，很少有人去那里，仅此而已。请上车。座位很干净——刚送葬回来，先生。”

到目的地的路途大约有一英里半，除了那辆古代马车碾过坑洼不平的砖地时发出的可怕的咔嗒声以外，什么声音都没有；除了毛毛雨的气息外，也闻不到别的气味儿。不过，现在的毛毛雨中掺上了点煤烟味，也许是烟草和夹竹桃花混合起来的味道。我透过淌着雨水的车窗，看见两排黑魃魃的房子。

此城占地有十平方英里；街道总长一百八十一英里，其中一百三十七英里都经过修筑；水网造价两百万元，主管道大概长七十七英里。

杰萨明街八百六十一号是一幢颓败的房子。它离马路三十码远，被一圈茂盛的树木和未经修剪的灌木丛围绕。一排枝繁叶茂的白杨树几乎把篱笆墙都遮住了。大门是用一条系在门柱上的绳子和第一根篱笆桩子拴在一起关住的。你一进去，就会发现八百六十一号原来是个空壳，是个影子，是旧日奢华的幽魂吗？不过照故事的发展我现在还没进去呢。

马车停止了咔嗒咔嗒的响声，马儿们也都得了空休息，我给车夫五毛钱，外加两毛五的小费。我觉着自己已经够大方了，可他说：

“先生，两块钱。”

“多少？”我问，“你在旅馆那儿的吆喝我可是听得清清楚楚：“五毛钱到城里的任何地方！”

“先生，两块钱。”他顽固地重复，“从旅馆到这儿路很远啊！”

“这儿可是还在城里呢，在城里！”我争辩道，“不要以为你碰到了个生瓜蛋子北方佬。你看见那边的山了吗？”我指着东边说到(我自己也看不清，因为有毛毛雨)，“我就是在那儿出生、长大的。你这个黑鬼，你这个老傻瓜，你看人也看得太不准了吧！”

塞替瓦约皇帝阴沉的脸缓过劲儿来。“你是南方人，先生？你的鞋把我弄糊涂了。南方绅士穿的鞋没这么尖。”

“那么，我想车费是五毛了吧？”我不妥协地说。

他脸上又显出原来那种贪婪的阴沉相，不过只持续了十秒钟就又消失了。

“老板，”他说道，“五毛是对的；可我需要两块钱，先生；我必须得有两块钱。我知道你是哪里人之后，我不再强要了，先生。我只想说一句，今天晚上生意不好，我又必须要有两块钱。”

他颜色很重的面相中，显出一种平和和自信。他的运气比他的希望还好，他遇到的不是一个不知道车费的生瓜蛋，而是一个遗产馈赠人。

“你这个该死的老流氓，”我把手伸进口袋时这样说道，“该送你去警察局。”

我第一次见到他笑。他早知如此。他早知如此！早知如此！

我给了他两张一块钱的钞票。在递钱给他时，我注意到其中一张钞票已经很旧。右上角已经没有了，中间也是撕破以后又粘起来。一张蓝纸条粘住了破的地方，维持了它的流通性。

至此，有关这个非洲土匪我们已经说得不少了。留下他一个人在那儿高兴，我拉动了绳子，打开那扇破门。

如我所言，那房子只不过是个空壳。油漆刷子有二十年没接触过它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大风没有把它像一座纸牌搭的房子那样吹跑呢。在我再次注意到那把它团团围住的树木后，才明白其中的原理——这些目睹过纳什维尔战役的树用它们的枝干守护着这宅子免受风暴、敌人和寒冷的侵犯。

阿扎利亚·阿戴尔，五十岁，白发，出身望族，身体像她住的房子一样贫弱，穿着我从未见过的最便宜最干净的衣服，如同皇后一般简朴地接待了我。

客厅好像有一英里见方的，未上漆的白松木书架上放着几排书，一张裂开了纹的大理石面的桌子，一条破旧的地毯，一个没毛了的马鬃沙发，还有两三把椅子。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不错，墙上还挂着一幅蜡笔画，画的是一束三色紫罗兰。我四下看看，没有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画像，也没有看见挂起来的松果篮子。

阿扎利亚·阿戴尔和我见了面，其中的一小部分我转给你们听。她可是古老的南方的产物，在细心的呵护下成长起来。她的知识面不宽，但却十分深刻，在一些领域还颇有建树。她是在家中接受的教育，关于世界的知识源于她的推理和灵感。这就是她创作那一小批散文的资本。她和我谈话时，我不停地擦着我的手指头，不知怎么地要擦去从兰姆、乔叟、赫兹利特、马考斯·奥瑞留斯、蒙田和胡德的著作中掉下来的其实并不存在的灰尘。她很了不得，发掘出她来实在太有价值了：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对现实生活知道得太多了。

我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阿扎利亚·阿戴尔很穷，除了一座房子和一身衣服以外，她一无所有。我既要向杂志社负责任，又要忠于在坎伯兰山谷与托马斯共同战斗过的诗人和散文家。我听着她那拨弦古钢琴一般的话语，很难启口去谈合同的事。在九位缪斯女神和三位格瑞斯女神的面前，一个人很难把话题扯到两分钱一个字这样低俗的问题上去。恐怕得再谈一次才能恢复我的商业习惯吧。不过我还是把我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并约好在第二天下午三点讨论商业问题。

“你们的城市，”我准备离开时这样说道(这时候可以谈些轻松的话题了)，“是一个安静、严肃的地方。一个能够安家的城市，可以说永远不会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发生。”

此城同西部和南部均有火炉与凹形器皿的交易，其面粉加工厂日生产量超过两千桶：

阿扎利亚·阿戴尔似乎在思索着。

“我从来没那么想过，”她以她自己所特有的诚恳态度说道，“安静的地方就不会有什么意外之事发生了吗？我想，当上帝在第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创世界的时候，你可以从窗口探出头去，听到他建设那永恒的山峰的时候，他的铁锹甩动泥浆的声音。世界上最喧嚣的工程——我指的是建设通天塔的工程——其结果怎么样呢？《北美评论》上一页半的世界语罢了！”

“当然，”我提出了陈词滥调，“任何地方人的自然属性都是一样的；不过有的城市比别的城市多些色彩罢了……多些戏剧性和行动意味……以及浪漫的情怀。”

“表面上是这样，”阿扎利亚·阿戴尔说，“我曾坐着展开双翼(印刷品和梦想)的金色飞船多次周游世界。我见过(在一次幻想的旅行中)土耳其的苏丹亲手勒死了他的妻子，因为她在公共场合没有遮住脸。我在纳什维利还看见一个男人撕碎了戏票，因为他的妻子出门时用脂粉遮住了脸。在圣弗兰西斯科的中国城里，我看见使女辛夷被一点一点地往杏仁油里浸，逼着她发誓再也不和她的美国情人见面。当油浸到她膝盖之上三英寸的地方时，她终于屈服了。在东纳什维利的一个晚间纸牌聚会上，我看见肯替·摩根的七个同学和保持了近乎一生友谊的朋友同她断交，因为她和一个油漆匠结了婚。她端在胸前的沸油在吱吱作响，可我希望你能看到她从一张桌子走向另一张桌子时那美妙的浅笑。噢，没错，这是一个很枯燥的城市，只有几英里长的红砖房、泥浆、商店以及木料场。”

这时有人在房子后面敲门。阿扎利亚·阿戴尔轻声地致歉以后，循声离去。三分钟以后，她眼睛放着光回来，两颊上有了一层红晕，好像年轻了十岁一样。

“临走之前请喝一杯茶，再吃块蛋糕吧！”她说。

她说着摸起一个小铁铃，摇了一下。一个光着脚的，不大整洁的，十二岁左右的黑人小姑娘拖着脚走进来。她咬着手指头，瞪着我看。

阿扎利亚·阿戴尔从一个破旧的小得可怜的钱包里掏出一张钞票出来。一张丢了右上角的一美元钞票，用蓝纸条粘住的一美元钞票啊！这是我给黑人海盗的那两张钞票中的一张——毫无疑问！

“去一趟贝克先生的商店，伊姆庇，”她将那一美元交给小姑娘，“拿回四分之一磅茶叶——就是他要送给我的那种茶——再要一毛钱的蛋糕。好了，快点。恰好家里的茶叶没了。”她这样对我解释说。

伊姆庇从后面向外走出去。在她那光脚踩在地上的啪哒声从后门廊里消失以前，突然响起了一声尖叫——我敢肯定那是伊姆庇在叫——叫声响彻了整个房间。接着是一个男人愤怒的叫喊，嗓音尖厉粗暴；与那女孩的叫声连成了一片。

阿扎利亚·阿戴尔没有吃惊，也没有激动，她站起身来，很快就消失了。那个男人粗野的喊声又继续了两分钟，然后是诅咒和扭打的声音，她平静地回到她的椅子里。

“这房子很大，”她说，“我将一部分租出去了。抱歉，我必须收回我邀请你喝茶的礼遇了。商店里没有我平时惯用的那种茶了。可能明天贝克先生会给我留着的。”

我肯定，伊姆庇根本没有离开这座房子。我打听了一下公共汽车的线路，便离开了。走在路上我才突然想起来，忘了问阿扎利亚·阿戴尔的姓了。好在明天还可以问她。

就是从这一天起，我被这个无事的城市强迫着加入了一场罪恶。我只在这儿呆了两天时间，可就在这两天里我可耻地在电报里撒了谎，而且变成一个同案犯，杀人案事后的同案犯——假如“事后”这个法律名词被确认的话。

我走到接近旅馆的一个拐角时，那个穿着褴褛的破大衣的非洲马车夫一把抓住我，打开了他那棺材的门，舞动着鸡毛掸子开始说他的一套滥词儿：“请进，老板。很干净——刚送葬回来，五毛钱能到任何地……”

他认出了我，咧着嘴笑了一下，“对不起，老板，你就是今天早上坐我的马车出去的那位绅士。衷心地感谢你，先生。”

“明天下午三点我还要去一次八百六十一号，”我说，“你如果在这儿的话，我还想雇你的车。你认识阿戴尔吗？”由于想到了我的那一美元，所以我这样问了一句。

“我曾经是她父亲阿戴尔法官的奴仆，先生。”他回答。

“我看她一定很穷吧，”我说，“她没多少钱，对吗？”

在一瞬间里，我又一次看到塞替瓦约皇帝的阴沉样儿，马上又变成了那个多收钱的黑人老马车夫。

“她绝对不会饿死的，先生，”他缓缓地说道，“她有经济来源，先生，她有来源的。”

“再坐你的车我可只付五毛钱。”我说。

“非常正确，先生。”他恭顺地回答道，“今天早晨我必须得有两块钱，老板。”

我回到旅馆里，在电报里对杂志社撒了谎：“阿·阿戴尔坚持每个字要八分钱。”

回电是：“赶紧照办，你这个傻瓜。”

晚饭前，温特沃斯-卡斯维尔少校像多日不见的老朋友似的招呼我。我很少见到他这么既让人讨厌又难以甩掉的人。他过来的时候，我恰好站在吧台边上；所以不能对着他的脸挥舞白手绢说不喝酒。我很愿意出酒钱，只是不要喝第二轮就行；然而他却是一个闹哄哄的、不知耻的酒鬼，每花一分钱都要让铜管乐队和烟火为他做广告。

他以要掏出几百万元的架势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张一美元的钞票，把其中的一张扔到吧台上。我再一次看到了那张掉了右上角，中间用蓝纸黏着的那张一美元的纸币。这还是我的那一美元！不可能是别人的。

我走上楼去，回到我的房间。这个无事的城市的毛毛细雨和安静乏味弄得我浑身疲惫、头脑混乱。我记得上床之前，我竭力想把那张神秘的钞票——那张钞票能成为一篇绝好的旧金山侦探故事的线索——从我脑子里排除出去，我睡意蒙眬地自言自语：“这儿的很多人似乎都拥有出租马车拖拉斯的股票，股息也付得非常快。真让人弄不明白……”后来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塞替瓦约皇帝在老地方上载上我，把我的骨头在石子路上颠到了八百六十一号。他等我办完事以后再把我颠回去。

阿扎利亚·阿戴尔比昨天显得更苍白、更干净却也更虚弱了。

签完了每个字八分钱的合同之后，她更苍白了，并且从椅子上滑了下来。没费多大劲儿我就把她弄到了那把古老的马鬃沙发上，然后我跑出去屋子，奔到人行道上，喊那个咖啡色的海盗去叫医生来。我对他的智慧从未怀疑过，他扔下马车快步向街上跑去，他知道这样更快。不到十分钟他便领着一位勇敢的、灰白头发的、很能干的医生回来了。我用了几句话(远不值每个字八分钱)便说明了我出现在这个神秘的空荡荡房间里的原因。他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又面容严肃地看着那个老黑人。

“凯撒大叔，”他平静地说道，“跑步去我家，向路丝小姐要一满罐鲜牛奶半杯葡萄酒来。赶紧回来。不要赶车——跑着去。这星期你得抽时间再来一次。”

我清楚梅瑞曼大夫也不相信这位陆上海盗的马的速度。凯撒大叔笨手笨脚地向街上跑去，速度很快；医生很礼貌也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后，认定我是可以信赖的。

“只不过是营养不良，”他说，“换句话说，是贫穷、自尊和饥饿的后果。卡斯维尔夫人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想帮助她，可她除了她家的黑人老仆凯撒大叔以外，谁的帮助都不接受。”

“卡斯维尔夫人！”我惊讶地说道。看了看合同，才发现她签的名上是“阿扎利亚·阿戴尔·卡斯维尔”。

“我以为她是阿戴尔夫人呢！”我说。

“她嫁给了一个废物酒鬼，先生，”大夫说道，“据说他连那个老仆人给她的小钱也抢！”

牛奶和酒拿回来之后，医生很快就让阿扎利亚·阿戴尔苏醒了过来。她坐乐起来，开始赞美秋天的树叶，她说树叶子正当时，颜色最浓。她轻描淡写地说这只不过是心脏的老毛病又犯了。她躺到沙发上，伊姆庇为她扇扇子。医生还要去别处出诊，我送他出门。我告诉他，我有权力代杂志向阿扎利亚·阿戴尔先预付一点钱，他听了好像挺高兴。

“顺便说一下，”他说，“你也许想知道一下，你可有一个皇家马车夫为你赶车呢！老凯撒的爷爷是刚果的皇帝。凯撒自己也像你看到的，很有皇族的气派。”

医生走了，我听到屋子里凯撒大叔说话的声音：“阿扎利亚小姐，他把那两块钱都抢走了吗？”

“是的，凯撒，”我听见阿扎利亚无力地回答。我回到屋子里，和我的撰稿人结束了业务洽谈。我自作主张，先给了她五十元，作为一种巩固我们之间合同的必要形式。然后凯撒大叔赶着车将我送回旅馆。

至此为止，我作为一个目击者，所见到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了。余下的只是一些事实。

六点钟，我出去遛了一圈。凯撒大叔还在他街角上的老地方等人。他打开车门，挥舞着掸子，开始了他那一成不变的套话：“请上车，先生。五毛钱可到城里的所有地方……马车非常干净，先生……刚刚送葬回来……”

他认出我。我想他的视力可能有点问题。他的大衣上又多了几块褪了色的地方，腰上的绳子也更破烂了，剩下的最后一枚扣子——黄牛角扣子——也不见了。凯撒大叔是国王的后代啊！

大约两小时以后，我见药房门前挤着一堆兴奋的人。在无事的沙漠中，这就是久早的甘霖，于是我也挤了进去。在一张用箱子和椅子搭起来的临时床铺上面，躺着温特沃斯·卡斯维尔少校的濒死的肉体。一个医生正为他作临死前的诊断，其结论是此人已一命呜呼了。

有人发现这位昔日的少校死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好奇而无聊的市民便把他抬到了药店门口。这位去世的人死前曾打过一架——种种细节均可证实这一点。尽管他是一个二流子加恶棍，亦堪称勇士，但他依然输了。他的手紧紧地攥着，分不开。站在周围的认识他的善良的市民们，竭力寻找着能够夸奖他的话。一个长相温和的人想了许久，终于说道：“他十四岁时，在学校里拼读学得是最好的。”

我站到那儿的时候，这个躺在白松木箱子上的“曾经为人”的人的右手手指松开了，有一样东西掉到了我的脚边。我无声地用脚把它给踩住了，过了一会，我把它捡起来，装进兜里。我想这是他在最后的挣扎中，无意中抓到的东西。他抓着它踏上了死亡之旅。

这天晚上，旅馆里的人们在谈论政治和禁酒以外，主要话题便集中于卡斯维尔少校的死上了。

我听到有一个人对他的一小群听众说：

“我认为，各位，卡斯维尔是让那些黑鬼们谋财害命杀掉的。今天下午他还有五十美元，他向旅馆里的很多人展示过呢。他被发现时，身上已经没有这笔钱了。”

第二天早晨九点我离开了这座城市。当火车驶上坎伯兰河大桥的时候，我从兜里掏出了一枚大小与五毛钱硬币相仿的黄牛角的大衣扣，上面还挂着几根粗麻线头！我把它扔出了窗外，掉到了下面缓缓流动着的泥泞的河水里。

我真不知道我在布法罗该做些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