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安

这里的“相”，是借用自然科学的概念。在物理学上，“相”是指在一个系统中，物质的成分以及物理的和化学的性质均衡地存在的状态。如水与冰各为一种相。

所谓王充闾艺术思维与散文作品的文化“相”，即指均衡地分布、蕴涵、潜匿在他的艺术思维和散文作品中的文化成分与文化质地及其基本的性质，也就是这种“潜存文化”的质地、构造和特征。我以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王充闾，至少是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吧。

那么，王充闾的这种文化“相”的构造如何？其主要成分与它们之间的结构比状况如何？它们又以何种方式与状态存在和表现于他的艺术思维和散文作品中？在这里冒昧作一没有充分把握并且是相当粗浅的解析。

评论者的评析作品、品评作家，都自他所拥有的海德格尔所说的“三前”

出发并以之为立论之本和演绎之道。海氏所言“三前”是：“前有”——“预先有的文化习惯”，“前识”——“预先有的概念系统”，“前设”——“预先已有的假设”。我亦跳不出这位哲人的如来佛掌心，也是从自己的“三前”

出发来阐释充闾。因此，如果有所阐释而意涉浅易甚至错误，则问题在于评论者—阐释者的“三前”，而与阐释对象无关。

一、据我的出自自我“三前”的认识，王充闾文化“相”的构造，可以概括为“儒学基础南华魂，撷取西学有新成。”

这意思是：他的文化“相”的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而又汲取了老庄的哲思与艺思，在儒学的基础上化入了老庄精魂；同时，在新时期和近期，更不断吸收了西方文化进步的、科学的与有益的成分——所谓“有新成”，其意乃指吸取西方文化有新的成绩并于文化“相”中增添了新有成分，形成了文化“相”的新构造。

需要稍微详细一些解释的是：这里所说的“儒学”，不局限于孔子之学，也不局限于一般儒家，而是更广泛的、构造更为复杂的、内涵因而也更丰赡繁富的儒学性的中国传统文化。这里所说的“老庄”则更偏重庄子，故以“南华魂”称之。还有，“西学”之谓，大矣哉，这里则指哲学——美学与历史观方面的知识构件。

这样论证王充闾文化的“相”，现略加解说。

王充闾少读诗书，亦受教获益于业师，8 年私塾四书五经、诗古文词，熟读成诵，敏学强记，故文史知识丰富，尤其古典诗词文赋，背诵记忆，烂熟于心，于少时即打下坚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了。以后又在长期的工作与学习过程中，坚持学习，广泛阅读，持之以恒，于是，按“相似性原理”，其中国传统文史知识的“相似块”就日积月累地增长壮大了。从而成为他的文化相的基础构造和核心结构。

我曾多次说到，充闾同志每有所言，或报告，或讲演，或议论，或闲谈，皆习以为常地引用古典诗词，张口即来，纯熟精通，特别是融会于他的语言中，思维中，表述中，自然流露，成为他的语言中天然自成的部分，血肉相连，不可分割，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记得恩格斯曾说，如果能用外语思维，这就是掌握这门外语到家了。充闾掌握古典诗词，已经达到恩格斯所说的以其思维的程度，那些熟读的古典诗词已经是他的思维和语言的“血肉成分”“思维粒子”“话语词汇”。据此，谓其文化“相”乃儒学基础，其无得乎？殆可一思耶。

正因为如此，所以一方面可以推断其文化“相”之主体部分乃儒学思想—文化，盖充满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相”，正是儒学的根；而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也蕴涵着中华文化的其他成分，如道家，如释家，以至其他诸家思想—文化。其中似道家更多于和重于释家。充闾的艺思与文心之中，道家成分可见，而释家似觉少见。

充闾散文中常见对于历史重大事件，特别是文人学士，尤其是曾经为官作宦而终究归于文人的诗人、文士、学者的论述评骘，读者于其中可以窥见其儒家与道家思想—文化的痕迹。

二、官宦生活的反思与超越

王充闾曾经为官。这“生活”无疑要在他的思想—文化中留下刻痕，留下“文化印迹”，无论他自己是否注意到，均如此。这也是一种“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问题只在于主观上是否注意体察、思索。这种“文化刻痕”，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这里所说的充闾的反思与超越，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这种反思与超越，成为他的艺术思维和散文作品中的思想—文化的“粒子”“因素”“成分”，构成了一种文化内涵、文化底蕴和文化质地及品性。这是他的艺术思维和散文作品的思想文化特征，也是其优势。他在他的许多散文作品中，在那些品评历史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名人，包括帝王将相、政治人物，特别是文人学士的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中所作的深入的、中肯的评论，都具有这种文化背景，表现了这种文化“相”

许多感受和许多论评，是未曾为官的人难得体察并写出来的。

是否可以说，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不在少数的情况下，他的散文的立意、旨趣、“骨”“气”，他的描述与“议叙”，是从这种反思与超越中得之？他于文字中和文字背后，发挥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所说的“去蔽”，即“掀开生活的遮蔽”而显示、揭示、暗示“被遮蔽的真实与本质”。这也是他能做到海德格尔所说的“外位”地思考。

而这正是“官宦生活的反思与超越”的文学实现和文学实践，由此而形成了他的优势文化“相”。

三、西方思想一文化的“文化补充”与“精神滋补”

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但未多说，只说它是成分之一。这里再多说几句，以为补充。特别侧重讨论艺术思维和创作实践方面的情况。

前已述及，王充闾文化“相”的“西方文化成分”，主要是哲学美学和文学方面的，这突出地表现在近一些年中。而在实践层面上的表现，则是在立意和论旨上，有的命题和旨意、意趣，有取自借自或得益、受启发于西方哲思与审美的文化资源。在行文、语言的运用上，在文章的风格上，在一些术语、词汇的使用上，都表现了这一点。

我以为，这是一种与时俱进，是一种创新，一种进步和发展。这使充闾文章增色，思想添光。其广度、深度、视野，都有长足表现。

这方面，充闾仍在发展，仍能发展。

四、语言构造与风格方面的文化“相”表现王充闾散文的语言，包括词汇、句式、句子构造和语法等项，基本上是传统规范汉语的表达方式，其“格式”与风格，是与他的文章的整体态势与气韵契合的，因而是得体的，艺术上是统一的。总之，王充闾所使用的，作为“思想的体现”的语言，是和他的艺术思想及一般思维契合的。而当他在近几年，汲取西方文化之精华质素以及中国现代学术与文学表述方式之后，为了表现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命题—意象，便使他的叙述语言来了一个改革，一个发展，一个演变，而产生新的语言体现方式与语言风格。

它在整体上，是以传统中国规范语言，特别是具有古典规范语言，即蕴涵中国古典散文（文言散文）和诗词歌赋神韵的语言范式为基础，又汲取现代的和西方的学术艺文语言范式，化而用之，从而使整个文化“相”发生变异，而成就了新的格局。这是一种艺术思维与文学风格的变化与发展。

作家艺术家的一生中，总会经历一次或多次的人生再觉醒和艺术再觉醒，即所谓“艺术变法”。充闾己经历了他的人生再觉醒与艺术再觉醒；现在，仍然在进行或曰经历又一次的再觉醒。我们也许不妨提一点建议，以供他自觉地实现人生与艺术再觉醒之参考。

（一）古典重读，即对于已经熟读成诵、烂记于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包括那些诗古文词，进行再阅读，重读、细读，以心读之，融进自己的人生与艺术再觉醒的体察、体验、感受，思想—文化的血肉，对之作重新理解与重新阐释，并且做出现代化处理其效果将远超过一般的温故知新。

（二）从中国古典散文、西方和日本的随笔以及中国现代作家的散文精品中，汲取余裕丰赡、不“删尽枝叶”的文章风格，以增添自身文章的丰富、繁复，深厚而不逼促，不至“浓得化不开”，为此，不惜适度“稀释”，增添枝叶、闲话、杂说，“说开去”；当然，是适度，而且能够放得开，收得拢。

（三）如鲁迅所说，以活人的口语，来改革自己的文章。在规范的、精审的文学语言中，有时可夹杂一点口语、俗语、方言、土话。世俗的话语，能够使文章增添生气，且能在使用得当时，显出泼辣、洒脱之文态气韵。

以上斗胆言之，不揣简陋，野叟献曝，略表心意而已，不当之处愿听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