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

王充闾是近十来年涌现出的卓有成就的散文大家，他的散文往往被视为文化散文或历史文化散文的一脉，一般来说，这样的判断并没有错，而且从文化散文的角度看，王充闾也以其实践大大丰富了文化散文的表现空间和表现方式。事实上，王充闾是一位具有强烈创新意识、在内心深处涌动着强烈自由精神的作家，他的散文背后包含着现实生活的不自由感与内心深处对绝对自由的渴望之间的张力，这也是他能够保持着创新性写作的内在动力。最近出版的王充闾的《张学良人格图谱》，就是一部凝聚着作者创新精神的新书。我以为，这本书的创新性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传记这种文体的突破上，他将散文的自由表达与传记的真实性原则有效地结合为一体，提供了一种散文体传记的新的写作方式。

《张学良人格图谱》是由十余篇写张学良的散文组成的，因此有的批评家将其定位为系列散文。从作者的写作过程看，这本书也是在思索和实践中逐渐成形的作品。王充闾与张学良同乡，故乡之情加上对张学良的景仰，使他对张学良的人生经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持续不断地收集张学良的资料，研读张学良的生平，自然而然地将张学良作为自己写作的重要对象。当他以张学良为对象进行写作时，也就是在梳理张学良的生平传记。

也许从他开始写第一篇以张学良为对象的散文时，就萌生了系统研究张学良的构思。因此，每一篇都有所侧重，相互之间又不重复，从而构成一个整体，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展示了张学良的生平、性格和思想。作者本人就介绍了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他在有了思考张学良的人生轨迹的系统想法之后，相继写出了十余篇以张学良为对象的散文，然后又对这些散文进行了重新修订、润色，加强其整体性，从而让我们看到了这本以张学良传记为基础的《张学良人格图谱》。说它是传记，是因为它全面记述了张学良的一生，具备了传记的基本要素；当然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传记，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述张学良的生命历程，而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述之。这只是在结构上不同于一般的传记，这种结构从阅读传记来说，的确有一种新鲜感，但这样一种新颖的结构并不是王充闾的创造。王充闾这部传记为我们提供的创新意义并不在形式和结构，而在传记的思维方式。这也是我所称之为散文体传记的特别意义所在。

一般来说，传记是一种纯粹客观性叙述的文体，作者的主体意识是隐藏在客观叙述的背后的，是以传主为核心的。而王充闾的这部关于张学良的传记却是让自己的主体意识浮出水面，将传记的以传主为核心的结构变为以作者主体意识为核心的结构。这也正是我所说的散文体传记的关键所在。散文这种文体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直抒胸臆的文体，是一种主观性非常强的文体，王充闾本来就是一位散文大家，对于这种主观性非常强的文体写作起来得心应手。如今，他将散文体的主观性和鲜明的主体意识带到了传记体中，从而改变了传记叙述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传记叙述的思维的逻辑关系是循着传主的生命轨迹而构建的话，那么王充闾在这部传记中所表现出的逻辑关系则在以自己解读和体悟传主生平的思想脉络中构建起来的。其实，这种写作方式很接受文化历史散文。文化历史散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历史人物为叙述对象的，散文作者通过历史人物抒发情怀。王充闾的这本书可以说与这种散文类型有相似之处，但是当他把书写张学良作为一个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构思来写作时，就具有了传记的效应。也就是说，写作既任主体意识自由驰骋，也始终把握着传主的客观性，让传主的客观性全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我看重的还不是散文体传记对于传记文体的创新和突破的意义，而是王充闾选择了散文体传记这种明显具有新的文体试验的内心动机。王充闾在谈到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时告诉我们，他写作这本书“是积蓄心中已久的一桩夙愿”，他首先是要把这本书当成传记来写，“概括汉公的生命轨迹与人格图谱”，但他同时又感到大量已经出版的记述张学良身世、生平事迹的书籍几乎都有一个令人不满足之处：“都着眼于弄清事件的原委，而忽略了人物的内在蕴涵”，虽然他也意识到作为传记类的文体只能如此，但他要突破这种约束，“向心灵深处进逼”，“探求内在精神的奥秘”。

毫无疑问，王充闾所说的“向心灵深处进逼”，是要揭示出传主张学良的“内在蕴涵”，但我以为这只是第一层意思，在王充闾的意识深处，还跃动着一个强烈的冲动，这就是对自我心迹的表白，因此，王充闾所说的“向心灵深处进逼”也是要向自我的心灵深处进逼，这是他的第二层意思，而且应该也是更重要的意思。这就涉及王充闾为什么会选择张学良大做文章。

他是从张学良身上得到一种精神的共鸣，他在阅读张学良的生平身世中有一种引以为同调的感悟。那么，张学良身上是什么东西引起了王充闾的强烈共鸣呢！有一个词透露了王充闾的心迹，这就是他在书中作为最后一个章节标题的“成功的失败者”。王充闾认为，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为时很短，却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就此，可以说他的人生是成功的。当然，如果从其际遇的蹉跌、命运的残酷、宏伟抱负未能得偿于什一来说，又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失败者。王充闾的这段论述富有深意，令人感慨。“成功的失败者”这一词，把成功与失败这两个截然对立的词统一在一起，这是一种辩证法，一种揭示社会人生复杂悖论的辩证法。如果联系到王充闾的人生经历和他的主要身份特征，大概就可以明白，王充闾未尝不是把自己看成为一个“成功的失败者”。王充闾在谈到张学良是一位成功的失败者时，是把他作为一位政治人物来看待的。王充闾长期在党政部门工作，官至省级高位，从职业来说，王充闾无疑首先是一位政治人物。我以为，“成功的失败者”可以说是王充闾对政治人物的基本概括。在一次研讨会上，王充闾特别谈到了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他认为，政治家具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和坚定的政治方向；而政客没有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一切从实用出发，只要能达到现实的目的，一切手段都可以用上。王充闾的论述别有一番深意。从现实层面上说，政客往往是成功的，但从人类文明的发展上说，政客的成功也许带来的是对文明的破坏和造成社会的倒退。而政治家要获得成功的难度就非常大，因为他的政治理想与现实之间会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不能向现实妥协，他只能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为实现政治理想铺平道路。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环顾中外历史，真正成功的政治家并不多见。作为一名政治家，最艰巨的事情就是无论现实如何险恶如何充满诱惑力，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人格的问题，也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实际上，对于那些长年在党政部门工作的人来说，对于公务员这种职业来说，几乎每时每刻都会面临坚守还是不坚守的拷问。但是，无论是政治官员也好，还是普通公务员也好，身处所在位置，既不愿与现实的丑恶同流合污，又不能无所作为，在有限的空间里尽力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如此一来，就会放弃很多风光红火的机会，牺牲很多现实的功利，于是以世俗的眼光看，你失败了，然而正是在这种失败中你坚守了，你在坚守中默默地播下了理想的种子。跳出世俗眼光，就会发现，你才是真正的成功者。失败的成功者，王充闾的这一论断真是太精彩太深刻了。正是出于对失败的成功者的感慨和自许，王充闾在张学良身上得到强烈的共鸣。他以“失败的成功者”为切入点，剖析了张学良的方方面面。而在这些叙述中，渗透着作者本人的感叹和识见，这是两位智者心灵与心灵的沟通、精神与精神的对话。通过对张学良人生传记的重新铺陈，王充闾展示的不仅是张学良的心灵，也同时在袒露自我的心灵。显然，这是一般的传记无法做到的，通过将散文叙述和散文思维引入到传记体中，王充闾做到了这一点。这正是《张学良人格图谱》在文体上的意义。

王充闾的写作始终洋溢着浓烈的政治情怀，沿着这条线索，我们也许能够画出王充闾的人格图谱来。我曾在一篇论述王充闾散文创作的文章中谈到王充闾的政治情怀的意义：“王充闾散文中的政治情怀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过去对其重视不够。

从20 世纪初中国开始现代化运动以来，就有一批现代知识分子陆续投入到政治运动之中，尽管他们选择的政党不同，各自的政治理念不同，但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却是共同的。他们都是做学问与做人并重，文章与道德兼胜。可以列举出胡适、傅斯年、丁文江等，瞿秋白、陈独秀、顾准等。当年丁文江的一位朋友写诗评价丁文江：‘诗名应共宦名清’，这其实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他们热爱和推重自由、科学、民主，坚守人格上的独立性，在学术上更有开创性，在政治上更有建设性。因此这种政治情怀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精神。”在阅读《张学良人格图谱》时，我对王充闾的政治情怀有了更深的理解。王充闾作为一位政治官员，在现实中是很难完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官员有着官员的不自由，身处官场其言行不得不遵循官场的规则。但王充闾作为一位作家，其心境又是最向往自由和开放的。精神的自由与为官的不自由，这二者之间的交织和冲撞酿成了王充闾不尽的文学思绪。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酿成的文学思绪是一种平稳、谐调、含蓄、深邃的风格，我在阅读王充闾的作品时，就对这些特征感受最为强烈。说到底，这是一位政治官员顿悟的结果。当王充闾清醒意识到精神的自由与为官的不自由之间是永远不能整合为一体时，他就将政治理想的自由向往依托到文学写作之中，因此，我们就在他的作品中读到浓烈的政治情怀。“失败的成功者”，在这一点上王充闾与张学良引为同道，不过，当王充闾将政治理想依托到文学写作之中后，他的“失败”也许就在转化为“成功”，因为通过文学的输送，他的政治理想就能进入到人们的内心。从这一点来看，王充闾又比张学良多了一层幸运。或许，王充闾在写作《张学良人格图谱》时，也曾涌动过对张学良在这一点上的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