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广远　周景雷

中国东北文化无论从风格、特质、内涵与江南文化都有着极大的不同，东北素以荒寒著称，所以有学者认为东北文化为荒寒文化。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这是从自然生存状态和生理面貌对东北人的刻画，而从文化内涵上，王富仁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里有这样一段话：“在东北，生存的压力是巨大的，生存的意志是人的基本价值尺度，感情的东西，温暖的东西，被生存意志压抑下去了，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了那么多温情脉脉的东西，一切的欲望都赤裸裸地表现在外面。在精神上，人们感到孤独和荒凉，具有一种像东北的天气一样的寒冷感觉。——他们每个人的心里好像都有一块又大又重的磐石，下面压抑着许多不可名状的情绪，语言和动作都是突如其来的，过渡也是突兀的，再加上他们对东北外部自然环境的描写，其作品就不能不给人一种荒凉、寒冷的感觉”。在这个荒寒地带生长的作家们都或多或少地以他们的方式书写、传承和印证着这种文化的存在。20 世纪20、30 年代的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80、90 年代的阿成、迟子健、马原等，他们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为东北文化的存在提供现实描述的资源。然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种东北文化转型的可能，散文家王充闾是一条可供叙述的主要线索。

东北文化的特质造就东北作家写作的风格、语言的运筹具有地方特色。

一个地域的作家，立足地方文化进行创作，这既表明了人和文化的制约关系，也表明了这些作家挖掘文化资源的努力。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京派、海派，后来的陕军、豫军、湘军、鲁军等。但是，长时间的固守，造成了文化相对意义上的狭仄，从而阻碍了文化的进步。所以，文化的开放性和交融性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文化的传播途径是多方面和多渠道的，当然，文学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我们认为当下的东北文化面临一次转型，虽然缓慢而无形，但已经潜移默化于文学创作之中。王充闾是这种文化转型的杰出代表。他作品中的文化内涵是开放的、包容的，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作品。

所以，研究近二三十年东北文化的转型，王充闾是一条主要线索，他既是线索的提供者，也是转型的完成者。

我们谈王充闾是东北文化转型的代表和线索，必然涉及文化资源问题。

对作家文化资源问题的认识，现代文学的一些大家被研究得比较深入，比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比如徐志摩、李金发。然而当代著名作家谈自己与文化资源的关系时，提供给我们的资料并不充分，我们更多的时候也可能在臆测，比如有的作家强调自己和俄罗斯文学之间的关系，有的强调与法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有的强调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资源是作家创作最基本的东西。很多人能够进行写作，并暴得一时大名，但后来默默无闻，他们靠的是生活经验，而不是文化。例如《半夜鸡叫》的创作者高玉宝。所以，只有文化才是作家写作生命力的基础和动力。许多作家受到多种文化资源的影响，但是在作品中显现得并不清晰。而在王充闾的整个创作中，文化的显像是很丰富的。王充闾生在东北的辽西，初读私塾，后来从政，在此数十年间，读了大量书籍。我们认为在王充闾的创作中，有三条线索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后期则是庄子思想对其有重要影响。他在《春宽梦窄》中说，“我从六岁开始接触书籍，先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启蒙，而后，读四书五经，读古文辞——与书卷结下了不解之缘”。熟读古典书籍，熟谙古典文化，所以，其前期创作有学者认为王充闾的散文陷入“掉书袋”之窠臼，这也充分说明其文化底蕴的深厚。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传统。这也是有踪可循的，1985 年以后，随着西学渐热，王充闾阅读了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的《美学》等西方哲学与美学经典著作以及法国年鉴派史学、美国新历史主义史学著作。王充闾虽然没有具体表述过他受到这些哲学思想的影响。如他在散文《青天一缕霞》和《涅瓦大街》中，感叹了人生命的短暂和艺术生命的恒久，以一种隐性的方式，表现出对生命长度的追求。三是欧洲文化的影响。王充闾阅读（或重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丹纳的《艺术哲学》、卡西尔的《人论》，阅读大量西方文学，如《麦田的守望者》《红字》《百年孤独》，还有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他读出这些作品中蕴含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独立的批判精神，从而使他感到本土文化的局限，灵魂受到震撼。这为王充闾的作品由初期历史文化的简单书写进入“螺旋式”前进的创作状态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从这三条线索看，王充闾的创作已经初步跳脱地域的局围，显示其具有了博古通今、通晓中外的文化视野。

我们再从文学性和学术性的角度对王充闾的创作进行解读。这涉及文学功能的拓展。在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文学的功能有三个，即娱乐的、教化的、审美的。但是现在我们认为应该加上一点，那就是学术的。

我认为，文化散文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它的学术性。我们所谈论的学者散文实际上本身就包含了学术性问题。这一点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表现得相当明显，王充闾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这类文学的学术性一般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学术问题的探讨或者方式的借用，如他的《青山魂》写的是李白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也可看成作者自己的内心的思考；二是对于对象的历史性总结，如《叩问沧桑》从东汉写到西晋，活脱地刻画出封建王朝的血腥史，《无字碑》表现出作者对封建王朝的清醒的认知和理性的概括；三是对于对象的哲学性把握，如《桐波江上一丝风》中汉代的严光、《寂寞濠梁》中的庄子都是“隐”于世的智者，作者更认为庄子是“把身心的自由看得高于一切”。我们都知道，一般的人写小说或者写散文，期望能够达到一定的哲学高度，以其实现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普遍关注。然而，很少有人在写作时考虑文学中的学术性问题，因而缺乏诗、史、思的浑然融合。而文学的这种学术功能转向对于王充闾的意义在于，他以诗人的深邃的感悟能力和运用翔实史据的逻辑能力，对历史人物、历史场景、古今事件钩沉触摸，从而在古今中外的文化情境中来去自由、挥洒若定。王充闾天性有淡泊从容的品格，后天形成强势的逻辑思维习惯，加之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作品中昭示出与众不同的学术性在情理之中。但是，学术性的增强势必冲淡文学的审美功能，这也使王充闾的作品常常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冲突、自我的矛盾。所以，王充闾散文的学术色彩与审美功用的关系还可以进一步梳理。

我们谈论东北文化的转型，隐含的一层意思是作家跳出地域的局限，从王充闾的作品看，他已经成功转型。实际上，一个作家如何来看待他所面对的事物、他所经历过的事件，反映了一个作家的格局和心胸，也就是他的情怀和度量；而他所叙述的作品如何产生韵味无穷的美感、形成生命律动的意境，这取决于作家的深刻的精神向度和对人的“存在”的思索——“人是谁？我是谁？这些问题同人类自身一样古老，因为人是有着自我意识的存在。自从有了人，就有了这些问题，没有这些疑难，人就不成其为人”。（赫舍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1907—1972）《人是谁》）而作为作家的王充闾经历了人生能够经历的一切。1993 年他得了肺癌，从生死线上走了一遭；2001 年他辞去了辽宁省人大常委会的领导职位，成为真正的布衣。“人生不幸诗家幸”，如果说病痛是生命的考验，辞职则是自主的选择。正如石杰在《王充闾：文园归去来》里所归纳的，新世纪以来，“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体验性——对自我和他人的生命体验；而且第一次出现批判——对文化和人性的双重批判”。王充闾进入老年，摆脱羁绊、心无杂念，真正回归到文学本身，他开始最本真、最天性的创作。他的《灵魂的拷问》写康熙进士李光地对友情的背叛，《成功者的劫难》写的是嫉妒，这些作品明显具有批判精神，作者以一种超越历史的思想去品评人性，彰显作家对人性的关注；《扣起鸿蒙》《石上精灵》《冷静而炽烈的生命之华》则从艺术品的角度表现了生命世界的多彩和艺术对人的启示。王充闾的思想具有了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开始考虑人性的崇高与卑下、生命的恒久与轮回，他开始思考存在的意义——而这正是作家的超越自身，走向一种自觉的自由状态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