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杰

新世纪的历史文化散文告别20 世纪90 年代的“众声喧哗”而成为个别“痴迷者”坚守的永远的阵地。王充闾是“痴迷者”之一。他把深切的生命体验融入历史文化散文创作，在哀叹生命华彩绽放与陨落的同时获得超越性的感悟，在有限的生命长度中追求生命的深度。而疏浅的物化时代特别需要这种深度。

生命体验是作家塑造自我和重塑自我的艺术之源，苦乐酸甜成为一种财富。外苦和内苦的生命体验经过时间的沉淀融入作家的创作心理，化作心理结构的内在构成。一旦“外存”激活“内存”或“内存”与“外存”

同构时，生命体验就成为创作主体审美观照的对象，甚至成为作家创作的重要转折点。

一、生命华彩的绽放与陨落

外苦，一场大病成为王充闾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这一体验的深切与焦灼，使他看到生命华彩的绽放与陨落，生命的有限和命运的无常，也就是说，生命体验的外苦在王充闾这里化为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外苦转化为内苦。

第一，人生暂住性。一场大病，在死亡边缘徘徊的王充闾思考一些以前很少涉及的问题，首先就是对人生暂住性的深刻认识，《石上精灵》就是这种认识的直接产物。在古化石面前，人显得何其渺小，人生能够把握的时间过于短暂。王充闾以自己病痛感受到生命之苦和生命的短暂，所以格外崇敬爱怜和痛惜相似经历的作家，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他触摸勃朗特三姊妹的病痛与心灵，写了感人至深的《一夜芳邻》。

人生暂住性的认识已经深入到作者的意识深处，他甚至以暂住者的身份叙述，“作为地球上的暂住者，我习惯于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长长的画布上去着意点染与挥洒”。从生命的体验到人生暂住性的认识，到以人生暂住者的身份叙述，王充闾实现了对直观体验的超越性感悟和审美表现。

王充闾说：“生命的暂住性，事物的有限性，往往使人堕入一种莫名的失望和悲凉。”如果说，生命长度有限，对于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悲剧性的存在，那么，人本身内在力量的有限更会增加浓厚的悲剧意味。王充闾从生命长度的有限中认识人本身的有限性，李白试图超越又无法超越，便是人的悲剧精神和自身有限的最好注脚。王充闾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不断深入思考，从个人到人类，从生命长度的有限到人类自身的有限，诗化的表现抵达哲学的高度。

第二，生命华彩的陨落。人生暂住性是一种悲剧，而生命华彩来不及彻底绽放就匆匆陨落，在作者的心底更激起无尽的悲凉，“人生的列车走的是一条单向的不归之路”。命运无常也无情，生命华彩的绽放与陨落往往在刹那之间。嫂子英年早逝（《碗花糕》）、早年没有实现的婚事（《小妤》）等，身边曾经拥有的美好随风而逝，这一切在作家的内心世界沉潜，并外化为对历史人物的审美表现。王勃、勃朗特姊妹、萧红、唐婉、纳兰性德的妻子、香妃等等，王充闾书写这些年轻生命的死亡以及他们的死亡给予生者的痛苦。作者看到情的有，也看到最后的无，只剩下无比苍凉的心境。

第三，身外的一切都是无常，这是王充闾生命重创后的又一深刻认识。

他说，身外的一切“转眼间就会化作虚无，如轻烟散去”佛家的无常感在作家的生命体验中再次具体化。王充闾自此着力探索社会人生，关注人的命运，揭示历史规律与人生的悲剧性、无常感，或者说，“是在有常中探索无常，又在无常中探索有常”。《土囊吟》《狮山面影》书写帝王的命运无常，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历史玩偶戏剧性的表演，最后是苦不堪言。

身外的无常，才格外珍视内心的有常。王充闾通过读书、创作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那些获得心灵自由的历史人物成为他文本中精神的故乡。

二、人格面具的束缚与解脱

内苦，几十年宦海生涯使王充闾饱受束缚之苦。王充闾本质上是诗人的，原本当老师，做过报纸编辑，“中途跌进宦海”。对于渴望诗意栖居的他来说，生命不再是完整的了。戴上人格面具，失去自我，正是这些体验之苦，才使王充闾把历史人物看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我们不敢说曾国藩身上有作者的影子，但是我们可以说，作者把自己在官场的体验很好地对象化到历史人物身上，如果没有相似的心灵炼狱又怎能对曾国藩的内心世界揣测得如此细腻，如此深刻，那种滴滴见血的悲苦层层溢出字里行间。用解剖刀解剖历史人物，自己的心灵也会滴血，惊人的深刻性源于主体情思的倾力熔铸。

作家身份和官员身份直接影响了王充闾早期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

双重身份使他要面对诸多的心理压力。不能因为创作影响工作，否则会被人耻笑为只会舞弄笔墨的文人；同时，不能因为工作而影响创作，否则会被文人耻笑为“玩文学”的官员。而就文人气质来说，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最在乎的是后者。可以想象，需要付出多少辛苦才能游刃有余、超越这两个此在而趋向完美。王充闾笔下的历史人物大多是双重身份，或帝王加文人，李煜等，或官员加文人，苏轼、李白、曾国藩等，他们都有相似之苦，代表作者最高成就的历史文化散文也大多是后者。这一方面说明生命体验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说明王充闾把生命体验成功地融入自己的创作当中。

纵观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我们发现，“戴着镣铐跳舞”的创作逐渐圆熟，达到无为无不为之境。2000 年之后的他，尤其是“解甲归田”后的他心态自在，创作也更加舒卷自如。

三、创作主体的期待与失落

王充闾博闻强识，我们无法估量他的心中究竟装着多少文学和历史，但可以肯定地说，装了多少文学和历史，就装了多少期待。文人曾经生活之地，历史发生重要转折之地，也就是说，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都成为他的梦想之地。带着心中的文学和历史，满怀着期待，他访过一个又一个成为废墟的梦想之地。有多少期待，就有多少失落。

庄子，是王充闾“顶礼膜拜”的古代哲人。作者多次讲到，从小就喜欢庄子，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得益于庄子很多。庄子和惠子论辩的濠上，成为作者无限憧憬的家园。写庄子的《寂寞濠梁》作为王充闾作品系列的第一部，可见作者的珍爱之情。其实，这篇散文最初发表的时候篇名是《寄情濠上》从《寄情濠上》到《寂寞濠梁》，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心意，前者是满怀期待的精神家园，后者是失落的寂寞情怀。诗意濠梁与寂寞濠梁，期待与失落，这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作者的心理涌出苦涩，何处是归程？诗意濠梁存在作者的心中，不幸的是寂寞濠梁好像粉碎了作者的丝丝梦幻。

也可以说，寂寞濠梁粉碎了作者的丝丝梦幻，而诗意濠梁永存作者心中。

废墟永远也无法复活曾经生动的历史，废墟注定是寂寞的。所以，对废墟的期待只能带来失落，只有创作主体通过文本的对话才能复活历史。

《千载心香域外烧》中写到王勃祠庙于1972 年被美国飞机炸毁，“所有的一切都全部化作了尘烟，进入了虚无。”“苍凉、凄苦、愤懑之情，壅塞我的心头。”而作者的目光仍然“充盈着渴望”。创作主体的矛盾性在于，失望并没有让他停止自己的脚步，而是在失望中期待，正所谓“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王充闾对生命之苦和心灵之苦的观照，目的在于脱去心灵的缰绳，自由自在地飞翔。所以，品尝王充闾的苦涩，有一种品味当年鲁迅的味道。

四、生命深度的打捞与解悟

王充闾说：“疾病与死亡，与其说使人体验到生命存在的长度，毋宁说使人体验到解悟生命的深度。”生命长度是有限的，人若要获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需在有限的生命长度中追求生命的深度。作者通过历史文化散文，是想“打捞出超越生命长度的一系列感慨：永恒与有限、存在与虚无、幻灭与成功、苦难与辉煌”。

生命深度的打捞，是一种深度追求——开掘历史文本的诗性，“求体会特别处”。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打破人们的思维惯性，对历史人物人性化阅读，追求生命的自由。这是对生命长度、生命之苦的超越，是作者创作的审美旨归。

面对历史，王充闾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方驻足，用另一种眼光观照历史人物，发现人们所未发现的东西，历史人物的独特性所在苦。李鸿章、曾国藩等，其权力之大地位之高，被人推崇、被人羡慕，作者也正是从他们拥有的权力和地位入手，开掘其“功成名就”的背后那痛苦不堪的心灵世界，每时每刻如坐针毡，失去自我。读者阅读的结果，不是羨慕他们的高高在上，而是同情他们的生命处境，可怜他们痛苦的心灵。但创作主体不是在苦中徘徊，而是“以独特的感悟生命的体验咀嚼人生问题，思考生命超越的可能”。现实存在的李白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只好醉酒浇愁。

作者不仅仅看到李白的苦，更看到苦中生命的自觉：“痛饮就是重视生命本身，摆脱外在对于生命的羁绊，就是拥抱生命，热爱生命，充分享受生命，是生命个体意识的彻底解放与真正觉醒。”“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

作者看重的不是外在的形式，外在的是无常的，而是穿过生命，探寻生命与心灵的本真，这是一种有常。

生命深度，是在有限的长度中追求生命的自由，摆脱权力、地位、金钱等欲望对生命的捆绑，寻找一种生命还乡的感觉。苏东坡被贬发配海南生活之苦难以想象，尔后饱尝和亲人的“离别”之苦。用世俗的眼光看，苏东坡和高高在上的曾国藩们相比，是真正的苦不堪言。然而，在作者的笔下，曾国藩们小心翼翼、惶惶终日，李鸿章们“窝窝囊囊、憋憋屈屈”，没有生命的光彩，苏东坡却实现了生命的还乡。苏东坡与黎族人民融入一起，把自己的理想舞台由“庙堂之高”转入“江湖之远”。苏东坡超越了生命之苦，追求生命之深度，达到佛禅之境。

王充闾把他在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中解悟的生命深度真切地传达给读者：“死亡是精神活动的最终场所，它把虚无带给了人生，从而引起了深沉的恐惧与焦虑。而正是这种焦虑和恐惧，使生命主体悟解到生命的可贵、生存的意义。”这是王充闾书写历史文化散文的内在动因。他写的是历史人物之苦，历史人物生命之深度，实际上是“我”之苦，是现实之苦，他试图通过历史书写获得现实的超越性意义。

王充闾立足现实，回眸历史，焦灼之苦充溢文本当中。自己的生命体验使他格外重视生命的可贵、生存的意义、生命的深度。人生命的长度如此有限，只能在有限中打捞生命的深度。“抓住宝贵的瞬间干些有意义的事”“寻找精神的着陆点”，成为他对自己和世人的真诚告白。这可以说，历史文化散文所展示的正是王充闾“从苦到空，又由空到有的自我澄明的精神之旅”。创作主体的这种精神之旅在新世纪的语境中彰显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