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　军

2009 年7 月王充闾先生完成了一桩夙愿：多年精心创作的《张学良人格图谱》出版发行。写张学良的作品可谓是堆积如山，因此《图谱》的写作可谓是迎难而上，写出彩了难，被淹没也属正常。但《张学良人格图谱》确实将文学、哲学、历史事实融于一体，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化为一身，达到一种诗性的真实。

一、人做的事——诗性地还原历史“夕阳在金色霞晖中缓缓滚动，一炉赤焰溅射着熠熠光华，染红了周边的云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沐着和煦的晚风，张学良将军坐着轮椅，从希尔顿公寓出来，穿过林木腐熟的甬路，向黄灿灿的海滨行进着。”这是《张学良人格图谱》的开篇之笔。充闾先生的这段文字显示出他作为优秀散文家文笔的细腻和精致，这样的表达方式使张学良将军的形象更具亲切感，他所制造的身临其境的背景拉近了人物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好像那熠熠生辉的光华和夕阳中的晚风就在我们身边；跌宕一生的将军，经过一个世纪沧桑的老人就坐在我们面前，和着夕阳、晚风，一世的成败荣辱已成云烟，生命回归到原初的安宁。情感和思想蕴含在文学的语言之中。

这是充闾先生想要达到的效果。他不满足于传统的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而将历史陈述和文学艺术表达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基于历史事实而超拔至诗性境界。

充闾先生显然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即诗性地还原历史的重要性，也正是这一点使《图谱》具有超越和突破意义。笔者认为，《图谱》的构思和写作基于充闾先生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重新认识，即：历史是否可以原封不动地还原；完全遵从史料是否就能达到绝对真实；如果绝对的客观历史真实存在，那么历史真实和诗性真实哪一个更贴近本质，这是充闾先生融贯在《张学良人格图谱》中的思考和探索。

充闾先生在《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演稿》中说道：“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按照阐释学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传统的历史主义认定历史的总体性发展观，并竭尽全力恢复历史的原貌。政治思想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是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权力去做出自己的解释。”

事实上，通过语言恢复历史原貌实在不太可能，即使像《史记》这样被认为“十分客观”的历史，也同样“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在历史叙述中不免添加作者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习俗、个人思想和情感因素，是各种权力话语的诉述，因此恢复原形几乎不太可能，然而，历史若失去真实，意义何在。充闾先生一定也遇到这样的困惑：“客观历史具有‘一度性’，过去再不复返，‘不在场’的后人能否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象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充闾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很难设想文学作品没有细节描写，因为它最能反映人物的情感和个性。”他曾在《张学良人格图谱》的附录中谈到歌德对曼佐尼的批评：“如果诗人只是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更远些，写得更好些。”

显然，充闾先生已不愿仅仅追求字斟句酌的客观史料的真实，他要达到的是一种超越客观真实的诗性真实。

历史的诗性特征指的是历史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的虚构性，它在根本上不能脱离想象，是想象使历史得以完成。想象使历史戴上了诗意的特征，历史的诗意特征又使历史得以向纵深发展。海德格尔曾认为“艺术是历史，作为历史，全是在作品中真理的创造性保存”。《图谱》中写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篇章，充闾先生采用了第二人称的口吻。通篇采用第二人称，而非传统传记的第三人称叙述。这种叙述方式为读者设置现场的情景，好似作者坐在张学良将军的对面，为他回忆生前的往事。又好像作者是张学良的一位老朋友，正在给远方的老将军写一封感情真挚的书信。

这种叙述方式使为读者所熟悉的“张于”故事产生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也正是这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把读者与作品拉得更近。

二、做事的人——追溯和重塑人物心灵史早在古希腊时期，史官对历史的追溯便突破对历史史实原封不动的记录和保存，而更多的是对真理的寻求，充闾先生在图谱的写作中采用的古希腊式的诗意还原历史，他想揭示什么而又要寻求什么？

在《图谱》中，充闾先生将张学良的人生事迹分成了15 个部分分别叙述，这种分类并非按照时间的顺序，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张学良的人生一一讲述，比如，《不能忘记老朋友》写张学良重情重义；《您和凤至大姐》写张学良的婚姻；《将军本色是诗人》写张学良的诗性人格和才华。单纯叙事容易，而追溯人物心灵复杂，但人物心灵的红与黑、矛与盾、平静与纠葛总是让人嚼之有味。《图谱》以追溯和塑造人物心灵史为己任，对张学良的人生进行了剖析，所有的记事围绕着这一中心点展开，并且充闾先生分析了构成张学良人生形态的元素：人格、社会历史背景、家庭背景和人生境遇，并将其着重点更多地落在张学良的人格构成上。张学良为人充满生命热情和冒险精神，豪爽重情义，具有诗性情怀，却容易轻信他人。

政治上的天真使他失去自由，却见证了两个女人对他忠贞不渝的爱情，他一生重情重义，虽流落外乡却因人格的魅力而被国人永记。与其说他是个政治家，不如说是个诗人。他曾是阔少、是将军、是爱国主义者、是叱咤风云的硬汉，是多情的诗人；也曾是叛徒、囚徒、负心人、百年孤独的老者……众多的角色构成了丰腴的人生，正是这诗性的人生为后世所铭记，而就张学良本人来说，他未必嚼起来津津有味：明亮与灰暗构成了张学良生命底色。

问题的提出和展现，通常为了寻求一个作者想要论证的命题，顺随充闾先生的思路，《图谱》在循序渐进中对张学良的充满悖论的一生，做了哲学上的分析，并得出了结论：“成功的失败者”。这是充闾先生在张学良跌宕起伏的人生之脉的百转千回中予以凸显的命题。

事实上，浩瀚的人生之卷怎能仅以“成功”或“失败”二字就能予以概之，若由此理解生命个体的终结归纳，都可以是成功的失败者或失败的成功者。

这是人生常态。充闾先生由张学良的人生升华到普遍人性的高度使《图谱》具有超越的意义。正如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所说：不参与的、不作评判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作者在写作之前对历史的领域和范畴的预设将成为对事件进行叙写的理论载体。

而这种理论的构建和表现需要作者具有诗人的洞察力和表现力，以使人物再次在历史的陈年往事中复活。

三、小结

《图谱》是历史散文，其文学性多于史学性。就中国文化中的“史”

的传统来看，“史”的本意指的是史官而非史书。《说文》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中国史官从它诞生的开始阶段所履行的职事，主要是记述天文术数、祭祀和军事等，以后才逐渐派生出记言记事的职能。随着历史的发展，史官的职能范围在发展变化，“史官”

这一概念的内涵及意义也在发展变化，但史官所记之言之事的真实可信，人们却不曾发生怀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历史精神就是史官不断地修撰着真实可信的历史，而不是对历史一遍又一遍地重新阐释，甚至改写。

充闾先生打破了传统上对历史题材的处理方式，在《图谱》中打破了传统的线性结构叙事，而是设置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围绕上述论点即追溯和重塑人物心灵史），确切地说，这些记事主要为写人服务，在这些事件中折射出人物命运的走向，展示人物生命的底色。充闾先生想要做到的是向人们展示一个新的张学良，所有的叙事仅为此服务，而对人物的刻画和重塑单有历史材料还不够，如何透视材料的背后、挖掘出本质的意义所在，如何将本质意义所在恰当地表现，这是全书的关键，充闾先生以其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娴熟的语言表现力为读者树立了新的张学良形象。